牛頓的蘋果掉落之後
專欄
我悲哀地發現，想和世界要說的話越來越少，而世界要和我說的話卻越來越多。“有話要和世界說”，和“世界有話要對我說”的區別在於，前者是私人的，是“小我”，是小說家言；而後者是非虛構。前者代表自我的想象，充滿著主觀的認知，天馬行空，是牛頓頭頂上正在往下掉的那隻蘋果；而後者則冷靜得多，腳踏實地，是冰冷的現實，是物質，是物理，顯然牛頓的那隻蘋果已經落了地，摔得稀爛，失去了審美的想象。
這些年，我不得不去麵對這個沮喪的現實，怎樣描述這個摔成稀爛的蘋果？當想象之“輕”不再與文字之“重”形成對應關係時，現實主義才是我們必須麵對和解決的主題。審美是容易的，充滿著飛翔的質感；審醜才是我們這一代青年作家的畢業考試。它可能是貧窮，是愚昧，是狡詐，是黑暗，是不公……要將這些東西準確合理地進行文學表達，考驗著我們到底能走多遠。
如果你不想重複別人的，那就隻能走自己的道路。可在寫作資源日趨同質化的今天，要個性鮮明去講述一個故事，變得越來越困難。我慶幸在十八歲之前，一直生活在鄉村。鄉土生活讓我更為熟悉泥土，和大地建立情感，接上“地氣”。為此，在寫作上，我多了一種維度。我最初的一些小說，大多數以鄉土作為題材，我要感謝故鄉，很長一段時間裏給我提供了綿綿不斷的寫作素材。這些寶貴的“第一人稱”記憶，是我踏上寫作道路的基石。也是我“和世界有話要說”的彈藥庫。寫作之初，我一點也不懷疑這個彈藥庫的儲藏量。覺得它是可再生資源，永不枯竭。當我狂妄自大，寫上幾年後，才發現這個世界遠非我所想象的樣子。儲藏的“第一人稱”記憶，人生最為珍貴的礦產，因為濫采濫挖，很快被我揮霍一空。吃光了自己的老本，怎樣去表達相對陌生的“第三人稱”的經驗？
好在這些年天南地北的生活和經曆讓我體驗到生活的內涵。讓我看待“第三人稱”時，更加理解什麼是“他、他們甚至整個世界”。生活虧欠我，寫作補償我。對於喜歡寫作的人來說，這並不是一件虧本的事。這種經曆既屬於時間的，也可以屬於物理上的空間。我喜歡生活在充滿反差的空間和地域裏，因為它能帶給我不同的生活體驗，同時也能讓我更細致地觀察社會，積累更多的“第三人稱”的寫作素材。相比50、60後作家的人生經曆，我們這一代顯得相形見絀。我們沒有經曆過文革、知青、上山下鄉、1989年……就像孫鬱老師說的，“也許隻有在80後這一代年輕人這裏，我們才能看到曆史虛無主義居然可以如此矯飾，華麗上演，如此沒有痛苦感”。這種曆史虛無主義當然反映在我們的小說中，最為明顯的特征就是曆史之“重”在我們這代人身上明顯“輕”化，處於失焦的狀態。今天要討論精神，討論自由，討論過去背負在父輩們身上的沉重的十字架，好像顯得過於嚴肅，甚至矯情和做作，遠不如討論現實生活那麼及物和吸引眼球。這是一個相對平庸的時代，要想準確地描述這個時代的精神狀況，比起我們父輩們顯得更為複雜和困難些。就像海明威之於門羅，前者擁有豐富的寫作素材和人生體驗，從歐洲戰場到中國和古巴乃至非洲……然而奧康納批評海明威說，“他不過是示範了一種到處尋找題材的技巧”，顯然門羅的中產階級婦女閑聊錄式的生活要進行文學表達，更具難度一些。
我們從最初開始的青春校園文學，寫到今天，“第一人稱”是否可以宣告終結？當“我和世界有話要說”到“世界有話要和我說”時，牛頓頭上的那隻蘋果已經掉落在了地上。怎樣去表達“第三人稱”，表達我們共同的情緒和經驗，這不是我一個人在麵臨的問題，而是我們這一代人都在思索的問題。而描述這隻摔爛了的蘋果，正是我們當前麵臨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