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巴琴科被派往4號反應堆測量輻射，他打著手電進入漆黑的渦輪車間，到處都是水泥塊，儀器根本測不出數據。戈巴琴科返回值班室報告後，有兩個人走進來說：“嘿，夥計，幫我們找找一個同事吧，弗拉基米爾·肖申科，他走了30分鍾，可能在渦輪機車問上層平台上。”
他們在黑暗中穿過一堆堆碎石、噴湧的蒸汽和齊腳踝的水，到了平台上才發現水泥外牆都被炸飛了，空氣中滿是塵埃，手電光都射不出多遠。終於，他們發現肖申科側躺著，嘴裏吐著血沫，被送到醫院後，肖申科淩晨6點就死去了。戈巴琴科回到值班室，換了衣服和鞋，他明白正在發生什麼，也明白等待他的命運，他的背上肖申科右手搭著的地方都被輻射灼傷了，後來兩個一起尋找的人也死在莫斯科的醫院。隨後戈巴琴科又奉命參加尋找瓦列裏·科迪姆丘克，後來才知道這個操縱員在爆炸中就死了。
淩晨5點，戈巴琴科開始感到極度虛弱和惡心，被送到醫院。在急救室工作的一個朋友把他拉到一邊，讓他把500g純酒精和水一起喝了下去，這些酒對抵禦輻射起了很大作用。4月26日白天，廠醫院裏已經有莫斯科來的醫生，七八個最危險的傷員當天就被送到莫斯科，但一個也沒救活。戈巴琴科是次日被送到莫斯科的，一住就是半年，每天都不知道第二天會不會醒來，許多同事都在眼看好轉的時候撒手人寰。
後來，戈巴琴科被評為最低一級殘疾，在基輔和莫斯科都分了一套公寓。在他眼裏，4月26日是悲喜交加的，他說：“1975年這一天我結婚，1982年這一天我母親安葬，1986年這一天出了事，1993年這一天我孫子出生，所以這一天我們會喝酒，為生者也為死者。”
列昂尼德·沙弗雷捷是電站消防隊班長，來自白俄羅斯，他的兩個弟弟也在消防隊。沙弗雷捷是4月25日晨8點和11個同事開始24小時值班的，隊長弗拉基米爾·普拉維克是最早死於輻射的人之一。
晚上11點，隊員們在值班室剛剛和衣躺下，一聲巨響震得窗戶嗒嗒地響。沙弗雷捷一躍而起，緊急信號幾乎同時亮了。在他們奔向消防車時，調度員吼叫著：“核電站起火了。”消防員們一抬頭，就能看見煙雲，4號反應堆巨大的煙囪好像有一半不見了。
4分鍾後，消防隊趕到現場，接好水槍，但沒有輻射測量儀，實際上他們從未學過怎樣在放射性環境中滅火，盡管這個消防站是隸屬核電站的。普拉維克和沙弗雷捷首先鑽進4號反應堆渦輪機車間查看火情，四周一片狼藉，牆壁仍在顫抖，對講機根本沒法工作。沙弗雷捷找到一個電話，想問問電站調度員怎麼回事，完全是徒勞。找了15分鍾，沙弗雷捷隻看到渦輪機車間的瀝青屋頂好像要燃燒，就跑出去和4名戰士一起順著外麵的樓梯向屋頂爬去。屋頂的瀝青發燙，幾乎要粘住戰士們的靴子。
當沙弗雷捷下來拿另一個水槍時，看到已經完全喝醉了的消防處長列昂尼德·特尼亞尼科夫少校。少校命令他們在屋頂警戒，結果他們在屋頂等了好幾個小時，四周落滿了反應堆炸出來的石墨，後來才知道它們的後果。事後處長因爆炸後頭1小時的“高超指揮”獲得蘇聯英雄金星勳章，後來又被提升為少將。
清晨6點，沙弗雷捷從屋頂下來，第一次感到極度虛弱，點著的煙都像糖一樣甜。到29日第一次查血後，他才住進當地醫院，後來在基輔的腫瘤研究所接受了骨髓移植。沙弗雷捷得知自己受到的輻射劑量為600R(倫琴)，1990年和一批消防員及孩子到以色列檢查的時候，他被確診為3度輻射病。
安納托利·庫什寧是基輔軍區空軍駐基輔防化部隊指揮官，1968年參軍，上校，事發後在切爾諾貝利工作到5月22日，後來曾任烏克蘭防生化部隊指揮官。
4月26日早上值班時，庫什寧就得知了事故，軍區防化部隊司令部告訴他：輻射相當嚴重，但還沒有準確數據。上午11∶30，庫什寧就和軍區空軍司令尼古拉·安托什金少將驅車前往現場，次日淩晨2∶30就看到了核電站上方的一團紅光。
當時一共向切爾諾貝利派出了80架直升機和固定翼飛機，庫什寧負責空軍人員的輻射安全。他要求直升機飛行員在艙內地板上鋪上石墨墊，並在中途的一個廢棄軍用機場為直升機和飛行員建立了洗消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