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舜生的三副麵孔
人物春秋
作者：齊玉東
左舜生（1893—1969年），譜名學訓，別號仲平，湖南長沙人。他與曾琦、李璜並稱“曾、左、李”，是中國青年黨的黨魁，在變幻莫測的民國政壇上叱吒風雲、顯赫一時；他與李劍農、蔣廷黻齊名，是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先驅者之一，著作豐碩，卓然成家；他是“書生略帶名士派”，在訪問延安的繁忙日程中還提出要去看望江青和丁玲。
世事變遷、白雲蒼狗，左舜生的身影已漸行漸遠，他的三張麵孔卻在中國現代史上留下了深淺不一的印跡。
一、黨魁
左舜生於1914年，在其長兄的資助下入上海震旦大學，與曾琦、李璜分在同一宿舍，由此奠定了“曾、左、李”三人事業和生活的終生友誼。1919年初，他加入少年中國學會。同年10月，在王光祈出國留學後，他繼任學會執行部主任，並主編《少年中國》月刊，負責聯絡散居於國內各地和國外的一百多位會友，安排會友的往來、通信、彙款、會務及著作出版等事。在少年中國學會的曆練，成為其一生政黨活動的牛刀初試。
少年中國學會分裂後，曾琦、李璜等人於1923年在法國巴黎成立中國青年黨，提倡並信服國家主義。1925年春，左舜生加入中國青年黨，1935年任該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與曾琦、李璜並稱中國青年黨三巨頭。
左舜生對政治形勢極為關注，並常在各大報刊發表時評，聲名鵲起，逐漸引起了蔣介石的注意。1933年到1934年之交，蔣介石兩次托人帶話給左舜生，希望能與他麵談。1934年5月，蔣在杭州給他發電報，約他暑假到廬山見麵。
為了應對與蔣介石的談話，左舜生認為在抗日的大背景下，青年黨必然要與國民黨合作，但必須堅持三條原則：一、青年黨信仰國家主義，愛國第一，主張民主憲政、政黨政治、議會政治，這個基本立場，不容動搖。二、左本人是一個書局的編輯員，同時在大學教書，對實際政治無經驗，也無興趣，假定蔣先生要我擔任什麼純政治性的工作，我隻能婉謝，這是我的身份，必須保持。三、聽說國民黨內部的派係也很多，如果我們真要走上與國民黨合作的路子，我主張隻能以整個國民黨為對象，決不參加他們派係的角逐，以避免無謂的糾紛。他把自己的這個三原則概括為三句話，即團體不失立場、個人不失身份、不參加國民黨內的派係角逐。這個觀點也得到了曾琦的認可。
1934年7月，左舜生在廬山和蔣介石見麵，先後會談兩次。蔣意猶未盡，請左隨時通信。這是除了共產黨之外，蔣與另一黨派要員會晤的較早記錄。左舜生對當時的蔣印象很好，認為蔣是“當前一位了不起的人物”。1938年初，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宣言》及《抗戰建國綱領》，雖有抗日的言辭，更有加強專製的反動政策。當時，各團體多對此加以抨擊。左舜生卻以青年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的身份，於1938年4月21日致信蔣介石，表示對國民黨的方針政策“以極端之善意迎之”。此舉被蔣讚許為“思深慮遠，至切欽佩”。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黨成立了國民參政會作為戰時最高民意機構，並把各黨派領袖和各界社會名流悉數網羅進來。左舜生自始至終參與其事，開大會時擔任大會主席團主席，休會時任駐會委員。他也積極參與、推動了抗戰中期和後期的兩次聲勢浩大的民主憲政運動。參政會的這一經曆使他認識到“民主政治在中國之實現，不僅確有可能，而且實實在在有其必要”。
為了於國共兩黨外形成一種製衡力量，進而組建一具有較大規模的大黨，青年黨與國家社會黨、第三黨、救國會等於1941年3月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黃炎培任主席，左舜生擔任秘書長直至青年黨退出民盟。這期間他長期主持民盟中央工作。民盟的重要文件大多出自左舜生之手。1945年7月，左舜生還以民盟代理主席身份與黃炎培、傅斯年等5名參議員一同訪問延安。左舜生等人受到了熱烈歡迎並多次會談外，還與曾同為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的毛澤東、張聞天進行了單獨會談，加深了他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和了解。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青年黨由中間黨派迅速轉變為國民黨政權的追隨者。它從民盟中分離出來，單獨作為一個黨派參加了1946年1月舉行的政治協商會議。內戰爆發後，國民黨宣布召開其一黨包辦的製憲“國民大會”。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對這種徹底撕毀政協決議的行徑堅決反對，拒不參加會議。左舜生卻於11月16日以青年黨宣傳部長身份向國民黨提出了本黨參加“國大”的代表名單，使該黨完全成為國民黨獨裁、內戰的禦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