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
高端訪談
作者：嶽巍
當今中國，經濟增長導致的社會階層分化與利益多元已經成為無可回避的事實。在這個利益趨向多元的社會中，如何形成有效的社會管理，社會管理如何發揮其能夠發揮的最大作用，是擺在執政者與研究者甚至每個公民麵前的不可回避的話題。
遺憾的是，包括執政者在內的社會各界對於社會治理的認知存在極大的模糊空間，這種模糊造成了對於社會治理的誤讀，並有可能因此造成了新的社會對立和衝突。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長期關注中國社會政策與社會保障。本刊特約記者就社會治理問題對唐鈞研究員進行了專訪，以期為讀者解讀真正的社會管理，以及社會管理應該如何創新提供參考。
社會管理的主體一定是社會
領導文萃：社會管理現在是個熱門詞彙，但是官方以及公眾似乎對於社會管理存在認知模糊，那麼社會管理的確切含義是什麼？
唐鈞：社會管理現在可能有兩種解釋。
一種解釋，所謂“狹義的”社會管理，就是對譬如上訪群體、社會治安或公共安全的管理。這實際上把社會管理的視野局限在對社會上的非主流群體，亦即所謂對“刁民”的“管理”，這顯然曲解了社會管理的本意。
從學術意義上講，以上所述並非真正的社會管理。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解釋，是因為在當代中國的漢語語境中，“社會”一詞，被貼上了“非正規”或“體製外”的標簽，諸如計劃時期常說的“社會青年”、“社會閑散人員”，等等。這種說法中的“社會”，是帶有“貶義”的。改革開放以來，這種明顯帶有貶義的解釋不多見了，但到某種環境中又會顯露出來。上述“狹義的”社會管理就是一例，因為它涉及的都是一些負麵的社會現象，而這些現象是絕對不能同“社會”二字相提並論的。
實際上，真正的社會管理是建立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的：社會本身是一個具有自組織能力的有機體，它有它自己的運行規律。在這種前提之下，社會當中的很多事情是能夠依靠社會自身的能力辦好的。如果我們用行政手段去辦，反倒是“隔了一層”。因為社會本身去辦，它會根據社會需要去組織資源，去組織動員，然後人民群眾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從而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但是如果用行政手段管理的話，就會按照行政區劃或者單位體製去“執行”上麵的指令，其最大的特點就是“一刀切”。這種管理模式往往跟基層的實際情況與實際需要不相符甚至相衝突。所以，用行政化的管理方式去管理社會，其實是有問題的。我們處理社會事務、緩解社會矛盾，還是要把實際的社會需要放在第一位。
我理解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社會管理創新”，主要就是要避免用行政化的手段，一刀切的手段，或者是用強製性的外力來“管理”社會，因為這樣做實際上會造成更多、更大的矛盾。現在我們麵臨的問題，就是我們的管理手段與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功能的變化，都已經不相符合。我們現在講社會管理，最重要就是要強調兩個字——創新。
領導文萃：社會管理的主體應該是什麼？
唐鈞：社會管理的主體一定是社會本身。我們要強調社會管理的主體是社會，國家和政府的角色應該是遊戲規則的製定者和遊戲中的裁判者，到場上打球的運動員應該是社會。
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民政部部長崔乃夫曾經說過這麼一段話，大意是群眾能夠辦的事情讓群眾自己去辦，群眾辦起來有困難的事情政府幫助他們去辦，群眾辦不了的事情由政府去辦。我覺得，這段話對社會管理的核心把握得比較好，更難得的是他講得十分通俗易懂，能讓公眾聽得明白。
領導文萃：但是，我們看到的當前的現狀卻是，很多人對社會管理的概念存在誤讀，因為這種不同的解讀，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增加社會的對立和衝突。
唐鈞：是這樣。如果僅僅從管理上訪群體、社會治安和公共安全的角度來講社會管理，老百姓的感覺恐怕是很有抵觸情緒。而這種做法是有思想淵源的。在計劃經濟時代，因為一個中央集權的管理中樞，要管理所有的領域，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等，要管理十多億人，要管理960萬平方公裏（不包括海洋麵積）的國土，而且各個地區自然條件、經濟條件差異又那麼大，所以它就要求社會的結構越簡單越好。在那個年代，我們講敵我雙方，除去“地、富、反、壞、右”，人民內部隻有 “分工不同”，就是所謂的“工、農、兵、學、商”，他們之間沒有本質的差別。大家在經濟上，政治上，生活上，彼此都差不多。所以，計劃經濟時代的管理方式可以非常地簡單，黨中央一聲號令，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就動員起來了。
另外，建國之後，我們的黨本應從革命的黨轉變成執政的黨，從以戰爭為中心的黨轉變為以建設為中心的黨。但是前三十年我們並沒有轉過來，還要搞階級鬥爭，還要“繼續革命”。所以，我們還是在沿用戰爭年代的管理體製，以“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的管理思路，營造了一種無處不在的強大政治壓力。尤其到文化大革命當中，我們的管理體製越來越趨向“準軍事化”。當時強調的是“一元化領導”，是“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個人服從集體”，甚至是“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
我們在總結曆史經驗和教訓的時候，黨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都提到，1957年的“反右”或十年“文化大革命”都是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在今天，我們仍然要警惕這個影響是否仍然存在。
領導文萃：那麼現在正確的評估社會現實做出正確的判斷就很重要。
唐鈞：不用回避，現在社會上存在對政府某些政策和做法不太滿意的情緒或行為，但這些實質上還是人民內部矛盾。隻要把政策調整好了，真正做到以人為本了，這些問題都會迎刃而解。我們一定不要再錯誤估計形勢，錯誤估計形勢會使我們走向另外一個極端。
社會治理的方式應該是溝通—協商—妥協
領導文萃：所謂社會管理的創新應該體現在何處？
唐鈞：社會管理創新創什麼，實際上就是要拋棄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計劃社會”的管理思路，真正讓社會的自組織能力充分發揮作用。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黨和政府不要再用一種指令式的方式來“統率”全國，而是用一種指導式的、大家商量著辦的方式來引領全國人民。
領導文萃：我們要從何處入手解決對於社會管理這一概念的誤讀呢？
唐鈞：我覺得首先思想觀念上要轉變過來，因為經過三十多年的經濟發展，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經濟的發展會改變社會結構。三十多年後，中國社會已經不是以前那個簡單的社會了，社會學界的說法是至少已經分成了十大階層。這十大階層它的利益是不一致的，甚至有時候是衝突的。現在的問題還有一些是社會政策失誤，所以在民生方麵引起公眾的不滿。還有就是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們的需求也會發生變化。按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首先是滿足生理的需求，吃喝拉撒睡，包括性的需求等等。滿足這些需求之後就會提出安全的需求，包括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也包括經濟上的安全。然後，再往上，就是希望被社會認可的需求，也就是在社會上要承認有我這一號人。被社會認可的需求實際上就是廣泛的社會參與和自由結社。
領導文萃：民眾需要通過什麼路徑來實現對自己需求的滿足呢？
唐鈞：按照馬斯洛的理論，在層次比較低的需求得到滿足以後，人們就會有新的、更高的需求。現在中國社會已經到了人們普遍需要社會認可的階段了，大家都希望能夠發表自己的意見，而且發表的意見是有效的，上麵能聽得進去，最終還可以決定什麼。我覺得，從2004年的“超女現象”看，實際上就已經在表達公眾的這方麵的社會需求，它包括了這麼一個政治文化的內涵在裏邊。社會在前進，人是需要參與的。我們的經濟發展到今天，社會領域還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其實這與人民大眾被排斥在整個發展進程之外有很大的關係。就是說你隻有出大力、流大汗的責任，至於你付出後能夠得到什麼，怎麼合理分配，你都無權發表意見，隻能消極地等著上麵“出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