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日記中的香港受降
曆史·鑒往可以昭來
作者：鄭會欣
自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向中國發動侵略戰爭之後的第三天開始，蔣介石每天就在日記之首寫有“雪恥”二字，連續十多年，一天都沒有間斷。如今日本已經投降，但蔣介石聯想到剛剛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同意外蒙獨立以及承認蘇聯在東北的權益，再加上在香港受降問題上中國所蒙受的屈辱，在這舉國歡慶的日子裏，作為國民政府最高元首的蔣介石更是百感交集，夜不能寐……
中英新約並未提及香港問題
抗戰勝利後，圍繞香港受降問題，中英兩國之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外交衝突。最終的結果還是強權戰勝了公理，國人眼睜睜地看著英國軍隊受降，從日本人手中重新接管了香港。數年前，蔣氏後人將蔣介石日記暫存於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目前，1945年以前的日記已經對外全部開放，其中有部分內容涉及香港受降一事，從中我們不僅可以重溫受降的交涉經過，也可以窺探蔣介石當時的內心活動。
應該承認，蔣介石是一個民族情結很強的人，對於鴉片戰爭後英國利用不平等條約割讓香港、租借九龍和新界的行徑極為憤懣，因此，收回九龍（包括香港）一直是他所追求的目標。國民政府成立後雖然推行所謂“革命外交”，企圖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也取得了一些成績，然而畢竟國力衰弱，不平等條約並未完全廢除，英國對於中國要求收回香港的正當要求更是置若罔聞。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政府隨即向德、意、日宣戰，成為英、美等反法西斯戰線的同盟國，中國的國際地位迅速上升。隨著香港和上海等地租界的淪陷，原先存在的那些不平等條約已變得十分荒謬。為了提高中國人民的士氣，共同抗擊日本的侵略，美國和英國開始考慮與中國政府談判，並於1942年10月10日宣布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蔣介石在得知這一消息後十分興奮，“心中快慰，實為平生唯一之快事”。然而，當中國政府要求收回九龍租借地時，英方卻堅決拒絕，彼此僵持不下。為了不影響廢約的整體進程（此時與美國的談判已經結束），中方不得已作出讓步，暫時擱置有關九龍問題的談判，但這並不表明中國放棄了對香港和九龍主權的收回。1942年12月31日，在中英新約簽字的前夕，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晨五時醒後，考慮與英國訂約事。我雖不要求其對九龍問題作任何保留之約言，而彼反要求我聲明九龍不在不平等條約之內，否則彼竟拒絕簽訂新約。果爾，我政府唯有發表廢除不平等條約之聲明，以不承認英國在華固有之權利。一俟戰後，用軍事力量由日本手中收回，則彼雖狡獪，亦必無可如何，此乃最後手段。如彼無所要求，則待我簽字以後，另用書麵對彼說明，交還九龍問題暫作保留，以待將來繼續談判，為日後交涉之根據。”蔣介石的如意算盤是，眼下我先不和你談收回九龍的問題，等到戰爭結束，我先派軍隊從日本人手中接收香港，到時你就是再狡猾也沒有辦法了。
在這種理念下，1943年1月11日中英新約在重慶簽字，同日，國民政府正式向英國提出照會，聲明稱：“關於交還九龍租借地問題，英國政府以現時進行談判不宜，本代表認為憾事。……本代表通知閣下，中國政府保留日後重行提請討論此問題之權。”10天後，英國駐華大使薛穆帶來覆照，說他已將中國政府的照會轉達給本國政府，但英國政府對此並無任何表示。
嗣後不久，蔣介石在以他的名義出版的《中國之命運》一書中表示，九龍問題未能在新約中得到解決實在是“美中不足的缺點”，但中方已通過聲明保留再議之權，因此，“九龍問題仍可隨時提出交涉”。蔣介石還指出，由於九龍與香港在地理位置上具有相互依恃的關係，在解決九龍問題的同時也應該考慮收回香港。對此他似乎頗為樂觀，認為“英國政府不致為此彈丸之地而妨礙中英兩國永久的友好之邦交”。
1943年11月底，中、美、英三國首腦舉行開羅會議，討論有關三國軍隊聯合對日作戰等問題，這也是中國領導人第一次以大國身份參加國際會議。會前中方曾議定，如英方在會議中未涉及香港問題，中方也不主動提出，“以留待日後解決為宜”。但是，美國對於英國要求戰後繼續維持其龐大的殖民地體係十分不滿，認為英國不應再享有“帝國主義的特權”，因此，羅斯福在與蔣介石的會談中曾建議，戰後應先由中國收回香港，然後再宣布其為全世界的自由港。中方當然希望美國出麵解決香港問題，然而丘吉爾卻拒絕討論香港問題，在這種情形之下，美國也隻能適可而止，因為他們是不會為香港問題而與英國鬧翻的。會議結束時發表的《開羅宣言》對於香港的歸屬問題隻字未提，對此蔣介石十分無奈，卻又沒有辦法，因此，隻能在日記中咒罵“英國之自私與貽害，誠不愧為帝國主義之楷模矣”。
雖然國民政府一直堅持戰後要收回九龍甚至香港，卻沒有就接收的具體方案作出必要的準備。相反英國卻要主動得多，他們不僅在軍事上進行認真的部署，在外交上也不斷加以遊說和宣傳。在英國人看來，香港是從英國人手中丟失的，自然應該由英國人收回，因為這關係到帝國的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