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漩渦中的寫作班子（下）
文化·風風雨雨的故事
作者：吳中傑
徐景賢在《上海市委寫作班子的來龍去脈》中，曾說起過這個寫作班子在丁香花園初建時因一樁小事而引起的大反應：“文學組和曆史組原來是各管各的，人員來自四麵八方，也沒有嚴密的組織，領導也比較鬆散。有一次湯大民與上海作協文研所來的戴厚英開玩笑，稱她為‘才女’，戴厚英還之以‘才子’的稱號。這種調侃式的玩笑話傳到《內刊》支部書記林學淵的耳朵裏，他一本正經向《內刊》副主編周原冰作了彙報。一天，周原冰來到丁香花園東樓，把寫作班子的人召集起來，鄭重其事地告誡大家不要搞低級趣味，要做‘戰士’不要做‘院士’。因為這個原因，接替石西民主管市委寫作班的張春橋就和宣傳部長楊永直商量，把兩個組（文學組、曆史組）的黨員編成一個支部，以後又增加了哲學組和自然辯證法組。”
《內刊》副主編周原冰要管到寫作班子的事情，是因為開初寫作班子並無自己的黨組織，思想工作由周原冰代管之故。但一句調侃式的玩笑話，被提到這樣的高度，似乎有些反應過度之嫌。但周原冰所說的做院士還是做戰士的選擇，在當時卻是一個原則問題。過去文人治學，講究“沉潛反複”地鑽研，對於一個學術問題，總需經過長期研究，形成獨到的見解之後，才可發表意見。但這種治學方式顯然不能適應當時的政治需要，所以把它稱為院士道路而加以否定，上峰所要的是絕對服從指令，能夠衝鋒陷陣的“戰士”。
就世界文化史看，當新舊文化產生衝突之際，新文化先驅者向舊的文化營壘發動進攻是常有的事，就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是文化“戰士”當然是可以，但要文化人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服從權力者的指令來寫作，這就毫無“學術獨立，思想自由”可言，失卻了“政羅教網無羈絆”（複旦大學校歌歌詞）的新文化的本性，“戰士”也就變成了可供任意驅使的“雇傭兵”；而且這種奉命寫作，也談不上長期積累和深入研究，隻能從政治需要出發來臨時拚湊材料。
這種寫作方式的特點，是從選題到定調，從行文到批判對象的點名與否，全都是由指揮戰鬥的權力者決定，寫作者有如扶乩的巫婆，手中的筆自己作不得主也。
徐景賢在上述文章中有一節專寫“寫作班子的寫作程序”，頗能說明問題。他說：“當時，市委對於理論隊伍、寫作隊伍有一條方針，就是‘以戰鬥任務帶動戰鬥隊伍’。‘戰鬥任務’是由毛澤東、黨中央和市委定的，例如發動對幾部‘毒草’電影的批判，就是由中宣部根據毛澤東的批示下達通知的。中央沒有提及的影片，不得擅自批判；中央沒有批準的作者的姓名，也不得在批判文章中提到。”“戰鬥任務”確定以後，市委寫作班子就進入“戰鬥”狀態，程序如下：第一步是編資料，第二步是擬出批判文章選題，第三步是召開座談會。“批判文章選題由市委領導批準以後，由報社出麵，邀請市委寫作班子人員和社會作者參加，討論選題分工。如批判影片《早春二月》，解放、文彙兩報和《大眾電影》需各發一篇打頭的重要文章，分別由徐景賢、胡錫濤和電影局調來的幾個人撰寫，配合選題就由與會各界作者分擔。重點文章經報社排出小樣，先是由石西民審查，石西民調走後就由繼任的領導張春橋、楊西光審定。他們寫下審查意見後，由寫作班子執筆人員反複修改，再由報社派人來取，有的稿子不斷改排修改稿，直至排出最後清樣，送市委領導終審決定何日刊登，這樣才打響了某次‘戰役’的第一槍。”
可見寫作班子的一切動作，都在政治權力掌控之中，而寫作班子又通過彙編材料、擬出選題和寫出定調文章，控製了社會各界的寫作，於是形成一個音調，製造了批判的聲勢。
當然，文章的調子，並非寫作班子自己可定，而是服從於領導者的意誌。如果自己的看法與領導意見有不合之處，就得馬上轉變觀點，唯上意是從，而且還要說得振振有詞。據當年連載《燕山夜話》的《北京晚報》副刊部編輯張守仁說：“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姚文元在上海看到北京出版社出的合訂本，特地寫信給我們，讚美《燕山夜話》是‘一朵北方難得的思想之花’。”（《讀蘇東坡〈瀟湘竹石圖〉記》，《文彙報》2011年3月17日）但是，數年之後，他奉命寫《評“三家村”》時，卻把《燕山夜話》等作說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調子之高，高得嚇人。又據“初瀾”寫作組成員吳啟文回憶，他們文化部文藝創作辦公室幾個人，曾應邀到長春電影製片廠，看了電影《創業》，很是欣賞，回京後立即寫出書麵報告對這部影片提出完全正麵的評價。“與此同時，長影廠將《創業》的樣片正式送審，在於、浩、劉（按：指當時的文化部部長於會泳和副部長浩亮、劉慶棠）等人看過後，也持正麵看法。‘創辦’領導於是向我布置，要我寫推薦《創業》的評論，在影片發行時配合發表。這篇文章我寫得順手，通過領導審閱打印出來，隻等‘中央首長’看過影片，即可送交報社發表。”“誰知風雲突變，我們原先的那些評估全都錯了。江青看過樣片後勃然動怒，指斥這是歌頌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給被打倒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翻案招魂。”評論文章當然需要重寫，要按江青的意見來寫。作者說：“這對我來說，實在太難了。我不是不明白，完成此事之日，即是自己給自己勾了個小花臉之時。在先後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我先寫了讚揚《創業》的文章，現在又要我來寫批判的文章，左右開弓，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嗎！怎麼道理都在自己的手裏呢！”（《我在“初瀾”寫文章》，《炎黃春秋》2011年第7期）吳啟文當時就有慚愧之意，說明他作為文人的良心尚未泯滅，而姚文元卻是從來就變化自如，有如一條變色龍。一九五七年南京一批青年作家準備以“探求者”的名字組織文學團體，出版同人雜誌，曾邀請姚文元參加，得到姚文元熱情支持，但“反右運動”一來，最先跳出來寫批判“探求者”集團文章的，就是這個姚文元。也正因為變得快，跟得緊，所以他才會步步上升。
當然，文人之成為變色龍，也不自姚文元開始，凡是根據上意行事的人，都難免有此種變化。朱寨曾諷刺林默涵、康濯道：“比如講到林默涵對王蒙小說（按：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評價，開始時是肯定的，後來又反對了，後來聽說主席肯定他又肯定。別人說到這個過程時我就插話說：將來他犯錯會是打著跟頭下來。沒想到他們把我的話都記上了。還有，有的人講康濯開始讚成丁玲，後來翻來覆去，我也插了一句：這就是新社會的勢利眼。”（嚴平《與朱寨先生最後的對話》，《書城》2012年8月號）其實，不但文藝界的頭目林默涵等人要翻跟鬥，就是身居高位的康生，又何嚐不跟著上意而亂翻跟頭呢。比如，原來點名要看一些被禁舊戲的是他，後來江青提倡“革命現代戲”，馬上轉過來要批判舊戲的又是他；孟超的《李慧娘》原是在他鼓勵下編寫出來的，而且他還強調要出鬼魂，說不出鬼魂他就不來看戲，後來形勢一變，要批判這出戲的也是他，著重批的還正是“有鬼無害”論。還有對人的評價和態度，也經常是隨著形勢而大變。這種反複無常的態度，當然與他的個人品質有關，但也是特定製度的產物。
而寫作班子這種依仗權勢來壓人的文章，必然是不講道理的。如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就是一篇蠻橫的文章。吳晗寫論海瑞的文章和編寫《海瑞罷官》這出戲，原是宣揚海瑞“剛正不阿”的精神，但姚文元卻硬要把這種精神說成是反黨思想。照此推論，他所提倡的“擁黨”思想，該是劇中所諷刺的“鄉願”和“甘草劑”了！更荒謬的是，劇中所說的“退田”和“平冤獄”，原是寫海瑞在當時抑製豪強和主持社會公正的行為，但姚文元卻硬要把這些都和現實政治聯係起來，說要豪強“退田”就是“要人民公社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複地主階級的罪惡統治”，說“平冤獄”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這裏沒有說出來的話是：豪強是不能反的，因為它是某種專政的支柱，冤獄也平不得，因為它是某種革命的表現。如果真能百家爭鳴、自由討論的話，完全可以根據姚文元自己的話，合理地推導出他的反人民思想。但是，他有權力者的支持，又豈能容許別人反駁。正如魯迅所說：“從指揮刀下罵出去，從裁判席上罵下去，從官營的報上罵開去，真是偉哉一世之雄，妙在被罵者不敢開口。”（《而已集·革命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