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先生與張、楊間在西安的成交，宋子文和蔣夫人是保證者，見證人一個是我，另一個是周恩來，誰料他竟行不顧言，終於使我等幾個參與其事者，迄今在痛深愧疚呢！
我也常常想，以民主大道期諸蔣先生那是糊塗的妄想，但讓他做皇帝吧，做皇帝也該兼聽及於士夫，做皇帝的秘訣，無非是天下是我的，老子的事你們都給我辦好，可惜蔣先生隻懂得這秘訣的上半句，於是總理‘我生則國死’那句名言，就應驗在蔣先生身上了。”
“至於蔣先生所謂對張、楊‘時加愛護’的善意，在他的日記中，倒沒有片言隻字的表示。有之，隻有在某某兩日的日記中，無頭無尾地寫著‘東北軍問題’‘東北軍問題’十個字而已。我不知道張漢卿看到這幾個字時有什麼感想。但我確知若幹東北軍將領則曾為這幾個字而發生驚懼的行動，而更覺得蔣先生‘待人不公’更可能另有陰謀。”
郭增愷的文章首先否定了蔣介石所謂的“張、楊閱讀蔣氏日記及重要文件後，才受其偉大人格所感動，因而幡然醒悟”的這一提法。
在文章中郭增愷鄭重表示，“茲願負責任指出，蔣先生所公布的，不但是隱藏了許多事實，也是在公然說謊，偽造了許多故事。”所謂的《對張、楊的訓詞》，“完全是蔣先生事後編造的。當時根本就沒有什麼訓話。”
文章語言犀利、措辭強硬，不僅對蔣介石背信棄義的做法表達了強烈的不滿，並且嚴厲譴責蔣介石“公然說謊、偽造了許多故事”，在以見證人身份為張學良深感愧疚的同時，公然為張學良鳴不平。文章嚴重超出蔣介石的底線，引起他極大“震怒”。
蔣介石“震怒”殃及張學良
當郭文擺在蔣介石麵前時，他如何震怒我們不得而知。張學良立刻被要求針對郭增愷的《西安事變十八周年感言》，寫一篇駁斥文章。
眾所周知，事變後張學良送蔣歸京，隨即失去自由。隨著事變二十周年日子的臨近，張學良的生活不再平靜。蔣介石想起給他帶來莫大恥辱的張學良，遂於11月13日單獨召見了看管張的保密局少將劉乙光，詢問張學良的讀書、身體狀況及年齡情況，並讓劉乙光向張學良宣布兩項禁令：一不準張學良收聽大陸中共的廣播，二不準張學良與警衛人員接近。15日回到井上的劉乙光，立即向張學良轉達了蔣總統的旨意。兩天後的17日，劉乙光再次接到蔣總統召見命令，連夜返回台北，這次是命令張學良“寫一篇西安事變同共產黨勾結經過的事實。再三囑咐要真實寫來，並說此為曆史上一重大事件。”
盡管張學良曾“下決心永世不談此事”，“不願自尋苦惱，曾自勉連回想亦不再回想”。但身在幽禁之中，又不得不寫。他“前思後想、反複追思”，決定“不計個人利害，詳述前因後果”。為了完成任務他埋頭寫了10天。初稿給劉乙光看，劉乙光看過說蔣先生要求寫至離陝時為止，並建議加上“事變後詳細述說”。12月5日晚，張學良“將上蔣總統之回憶書，連日夜繕就，今交熊仲青給老劉送至台北……”劉乙光帶著張學良的回憶書去了台北，蔣介石不在，將文章交給蔣經國。蔣經國看後要求將西安事變一段續上，劉乙光將原件帶回讓張學良補充。“餘真不知如何下筆，不能不寫真實，又不能不為長者諱。夜中未得好睡，再三思量，已得寫法，真而可諱也。”張學良在煩惱、糾結、無奈中度過了一整天。12月17日劉乙光接到蔣經國命令，要他第二天到台北。他催促張學良趕快將文稿寫好交他帶去。
12月20日，劉乙光從台北返回，文稿呈蔣總統留閱。同時帶回蔣的另一道命令。蔣交給他一份郭增愷所寫的《西安事變十八周年感言》，囑張學良針對這篇文章駁之，加入回憶文稿中。劉乙光還轉達了總統對張學良的表揚，說張學良對共產黨認識已有進步，蔣總統甚感安慰，還說張學良將來對革命還可以有貢獻。蔣介石強調說，“這篇東西（指郭文）對我們倆都有關係，必須有所辟明，以示後人。”
聽了總統的“表揚”，張學良卻高興不起來，一封信被再三地要求修改。“郭為何人，餘已忘記，要把他插入，甚難寫……”張學良在當年的日記中如實記錄自己的情境。劉乙光卻堅持要張增改信件並坐等，張學良隻好“修改兩小段，另寫一張（封）信和一駁文”交給劉乙光。在21日《慨中國文人之無形》的駁文中，張學良寫到：“郭某《西安事變十八周年感言》閱讀之下，可氣亦殊可笑，中國文人多無行，多如此輩。此人為誰，良誠已忘卻，假如良所指的那人是對，彼乃一小醜角色。他不是共黨，他是屬於共黨尾巴的第三黨，在第三黨中恐也不是什麼重要者。當年曾為楊虎城嬖幸，官僚政客之流也……”“中國無聊之文人，素以自高身價為職誌，捕風捉影、胡說八道，譬如有郭增愷其人者，當年在西北公路局任職，為楊虎城之嬖幸。後因案被捕送京（1936年），當西安事變之初，戴雨農（戴笠）來西安時偕同前來，期其奔走於楊虎城、戴雨農之間，在當時彼何人斯，恐亦早已無人憶記，亦許因此之故，而彼亦來一套西安事變感言，更自高其身價，自大誇為什麼見證人，儕與當代聞人蔣夫人、宋子文、周恩來並列，此人真不知恥者……就是有見證人的話，恐亦輪不到該郭增愷名下，假如不是他寫這篇感言，我早已把郭增愷是誰已竟忘記了？咳！文人之無行，郭增愷可以當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