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愛德也許就是李劼人筆下“三十多個外國人”之一，他在這天早上為舉行了就職儀式的新總督和副總督拍了照片。在皇城裏，那愛德站在高點，俯拍下人山人海的壯觀場麵。照片中，皇城的院子裏插著白底黑字的十八星漢字旗，這是僅僅在1911年臨時出現的18行省獨立的代表旗幟，它宣告四川已擺脫了清政府的統治，由軍政府統領。
這是改朝換代的一天，那愛德發現：“人們剪了辮子，把頭發剪成了‘外國發飾’，穿著各式各樣的衣服，裝束打扮顯得滑稽可笑，一個把頭和身體好像木乃伊一樣纏裹在蛹殼裏的頑固老頭，這天走上街，同人握手（中國人過去總是抱拳，從不握別人的手），你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愛德就這樣與一個古老帝國的覆滅不期而遇。他始終對所見的一切感到好奇和興奮，他熱烈地在信中記錄自己生活中的各種細節。對於局勢，他認為“能親眼目睹一些發生的事情是相當有趣的”。但此後，短暫的平靜被動蕩的政治局勢一再打破，出於安全起見，1912年1月，那愛德和同事們離開成都前往上海，一路上，那愛德始終保持著審慎和理智的態度，行程本身充滿了危險，在宜昌，他告別了幾位愛喝酒又不會說漢語的同事，繼續前往上海。留下來的人冒險地踏上了返程，結果不幸撞上了土匪，一人當場被殺，其他人受了傷。
1912年9月，在上海擔任了半年專職攝影師後，那愛德還是選擇回到了成都，在已更名為四川省城高等學堂的學府裏教授化學、地質和礦物學。他懷念周而複始的校園生活，一切重新開始按部就班起來，他再次變成了一個受學生喜愛的外籍教師，課程總是安排得很滿，一個任期還沒結束，學堂就早早地表示續約的願望。那愛德決定在這裏教最後一個學期，這位冒險家有一個更長遠的計劃，他打算把在成都拍攝的照片製作成一套幻燈片，今後好帶到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大學講學。
但出乎意料的是，故事就在這裏戛然而止了。
1913年4月，那愛德帶領學生前往成都附近的彭水縣白水河銅礦冶煉廠考察。四川植被豐富，富有各種自然資源，那愛德一向喜歡帶著學生們外出實習，用現場的石塊給大家講授地質構造課程。這一次的考察並非是學校課程的安排，白水河銅礦曆史悠久，頭一年剛剛開始參照歐美的冶煉方式進行生產，在那愛德看來，這裏是近代實業的一個先進典範。但就是在這裏，那愛德染上了斑疹傷寒。
這個常常為了拍照帶著老式照相機在山上爬上爬下、能把三四百米外的野山羊一擊即中的年輕人，迅速被高燒打垮，在沒有抗生素的100年前，由此引發的肺炎無疑是一種絕症。1913年4月19日，那愛德在福音醫院猝然離世，年僅33歲。
放大那愛德拍的照片，軍警肩章上的字清晰可辨，“第六十七標”、“貳前一”等字，說明他們仍采用新軍的番號。在民國初建的混亂局麵中，他們承擔的可能是成都城內警察的任務1911 年11 月在成都成立的大漢四川軍政府正都督蒲殿俊（左）和副都督朱慶瀾（那愛德 攝）1908 年起，成都青羊宮花會的集市被改名為“勸業會”，各道、府、縣名優產品來此展銷。1911 年春，那愛德拍下了最後一屆勸業會授獎儀式老照片的複活
1991年，四川大學來了一位叫來約翰的新外教，這個美國博士隻安排了一個學期的英語課程，平時總往學校的檔案館跑，他在研究川大的校史，找一個叫路德·那愛德的人，這個人，是他的曾叔祖父。
來約翰此前一直在台灣和香港從事慈善和教育事業，5年前，父親突然寫信告訴他，他並不是家族中第一個到中國的人。“那愛德”這個名字對於父子二人都是個新知，七八十年過去了，“那愛德”這個大家族已經枝繁葉茂，相隔幾代，互相的往來也基本中斷了。此前來約翰也是因緣巧合選擇了在東亞工作，而現在由於那愛德，他學會了中文中“緣分”這個詞，給自己的人生多了一種解釋。
1913年，那愛德去世之後，所有的遺物都被打包帶回了美國，交付給了他最親愛的姐姐尤雯塔，其中包括所有的照片底片。來約翰在四川大學發現了那愛德的文字記載，尤雯塔的孫女賓娜·萊根夫人輾轉聯係到了來約翰，問這位家族中唯一與中國有交集的遠親，要不要看一看那愛德的照片。
來約翰的興趣並不大，他對攝影一竅不通，尋找那愛德也並不像他想象得那麼順利。他查到這位曾祖父被葬在成都鳳凰山D-7號墓地，但多次探訪都沒能找到。想來也是，中國早已經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個將近百年前的祖輩，除了合同上的中文名字，還能留下什麼呢？
可是“緣分”這個詞，終究又把來約翰帶回了那愛德的世界裏。
2000年8月，來約翰的攝影家朋友王玉龍到成都，看了一場美國攝影家西德尼·甘博（Sidney D.Gamble）的老照片展覽。王玉龍與來約翰見麵時，順手讓來約翰看看自己在展覽上買的小冊子。瀏覽甘博的生平時，來約翰突然發現，影響這位攝影家來中國，並繼續拍照的人，居然就是路德·那愛德。
江邊的這座古城可能是在1933 年地震中被毀的疊溪古城，那愛德用鏡頭記錄了它曾經的麵貌青羊宮花會期間，那愛德拍下二仙庵外成都知名餐廳聚豐園的臨時二層攤點藏區喇嘛（那愛德 攝）
展覽的小冊子上對那愛德照片的評價並不高，來約翰看完有些不高興，可那愛德的照片多年塵封在美國，早已經沒有人還知道他拍過什麼。王玉龍脫口而出了一個異常簡單的問題：我們為什麼不辦個展覽呢？
是啊，為什麼不呢？3個月後，290幅玻璃底片和約150幅賽璐珞醋酸膠片，就這樣再次回到了中國。不懂化學的來約翰買了一部掃描儀，照片以另一種形式一點一點在電腦屏幕上顯現了出來。來約翰和王玉龍對著電腦完全看傻了：玻璃底片完好地凝固了90年的時間，所有畫麵清晰如昨。青羊場集市的喧鬧好像可以呼之欲出，把照片細節放大，連角落屋簷下的告示，都能清楚看到頁邊翻卷的細節。
等到照片全部掃描結束，王玉龍覺得自己的建議有點草率了：整理出的340幅照片，一條文字說明都沒有，唯一的線索，就是那愛德約4.8萬字的日記和信件。王玉龍是沈陽人，前半輩子都在西藏工作，當過公務員，在日喀則辦過報、經過商，但從來沒做過文史相關的工作。他對成都完全不熟悉，隻是覺得這些照片有價值，答應人家的事兒又不能放棄掉，而真的找起來，又遠遠比想象中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