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底片 一個美國人的成都記憶
社會
作者：劉敏
那愛德拍攝的老照片：
冬季的青龍場集市上擺滿了降霜後的大蘿卜。清末成都郊區及附近鄰縣約有場鎮400 個，農貿活動十分興旺一身中式打扮的路德·那愛德漂洋過海的年輕人
1910年6月，31歲的化學助教路德·那愛德（Luther Knight）決定去中國。
作為家裏最小的第十子，這個出身於美國愛荷華州一個牧師家庭的年輕人，一直走在一條傳統的精英道路上：那愛德先是從美國西北大學以化學和礦物學的雙學位畢業，又繼續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拿到了理科碩士學位，畢業時還延續著哲學博士候選人的身份。
那愛德是一個惹人喜愛的小夥子，他的精力很旺盛。在工作的第一所大學裏，因為擅長跳高和跨欄跑，他同時擔任了田徑隊和棒球隊的教練。等到1906年，換到北伊利諾伊大學擔任化學係的助理教授後，那愛德的新計劃，是發展自己攝影的老愛好——早在他15歲生日時，父親勞埃德·奈特就送給他一部照相機作為禮物，小那愛德當時就為父親拍攝了生平第一幅肖像。而今作為化學教師，調配藥水、衝洗底片，是一件再簡單不過的事了，他已經找到了一位攝影師朋友，打算要兼職開一家人像照相館。
但這個計劃很快被另一個興奮的目標代替了：他要去中國。在讀研究生時，那愛德在一次化學實驗中突然對“China”這個詞開始感興趣，但他能了解的知識實在太少了，遙遠的中國還處在清王朝的統治之下，盛大的帝國已到了強弩之末。新舊思潮正在猛烈碰撞。舊式科舉已經廢除，一批新式教育的學堂已經試水了10年。當晚清政府派員來到學校，為四川高等學堂聘請第一批美國教師時，那愛德認為自己撞上了天賜良機：“機會就在門口徘徊，在我麵前看著我說：‘瞧！我就在這裏。去吧！’”
4個月後，那愛德已經踏上了成都的土地，在新簽訂的中文合同上，那愛德受聘為四川高等學堂的化學兼算學教師。當年的算學並非數學一項，而是數、理、化，即理科的通稱。那愛德的任務要更重些，他先後擔任了數學、地質及礦物學、化學課程教習，用西方最新教學內容和方法講授，每周學時高達26課時，這也讓他的工資水漲船高——學堂每個月發給他300塊中國龍圓，遠遠超過了校長周鳳翔約200兩/月的薪酬，而當時普通的中國人家一個月的生活費隻需一個銀元。
隨著那愛德一起漂洋過海的，還有一部4英寸×5英寸的照相機，一路上，那愛德已經拍下了日本複興時期的街景，還有南京貢院被廢棄多年後的滿庭荒草。這種早期的現代相機使用一種薄薄的銀鹽玻璃底片，整個拍攝過程都是全靠手動，攝影師先調好焦距和光圈，再把底片裝上，拉出遮光板開始曝光，等到感覺時間夠了，把遮光板插回去，才完成了一次拍攝。
老式相機的曝光速度很慢，此前那愛德拍攝的日本照片中，電車飛馳而過，隻下留一道幻影。而成都的照片中，大部分的麵孔還是很清晰，人們都在好奇地向鏡頭張望——一個外國人架著黑盒子拍照，這場景實在太罕見了。課餘閑暇，那愛德記錄了很多中下階層普通市民的生活。在川人俗稱的趕場天，他拍下了青龍場喧鬧的集市，人們袖著手觀望著這個美國人，身邊是集市的小吃攤、理發店、買燈芯的幼童舉著比自己還高的燈草，降霜後的大白蘿卜在院子裏排了長長的一大溜。那愛德還參加過1911年春天的勸業會授獎儀式，在竹木搭建的臨時授獎台上，站滿了朝廷官員、軍警和鄉紳代表，在他的鏡頭中，當年的優質貨品已經被評選出來，頒發獎品的清朝官員還拖著長長的辮子，官帽上的花翎高高地戳在半空中。
那愛德很快就愛上了在四川的生活，住在種著劍麻、鐵樹和芋頭的典型四川小院裏，他認為自己在這裏“過得不錯，工作也很成功”。學校為外國老師們配備了網球場，即便地麵並不太平整，大家也常常換上雪白的球衣來上幾局。這個熱情的美國老師也把學生們的形象留在了底片上，其中一張是在四川高等學堂整潔的學生自修室中，衣著整潔的同學們正在聚精會神地讀書、寫作或者探討問題。書桌上的油燈、地麵上的火盆，學生的衣帽服飾都看得出這是一幅冬日苦讀的場景。
那愛德一直在給姐姐尤雯塔寫信，這些信件相當於一份特殊的日記，信中他讚揚過這些刻苦的年輕人：“學生們並不惡作劇，總的來說比美國學生好教得多，師生之間總是保持著一種禮貌。中國學生比美國學生更認為當一名學者是最高的成就，因此他們更加努力。他們上課總帶著各種問題，因此幫助這些渴求知識的學生是一件樂事。”
在冬天，四川高等學堂裏的學生們正在圍爐苦讀（那愛德 攝）革命見證者
1911年，那愛德接受了清政府的邀請，在假期去四川西部，和甘孜、阿壩藏區做地質調研工作。對於那愛德，這無疑是份興奮的工作。“當我還是個少年時，我有兩個夢想，一是到中國的長城上揀一塊石頭，另外一個是到胡佛金字塔取一塊石頭。”浪漫的那愛德熱愛野外旅行，喜歡聆聽經過山崖斷裂處和經過山頂時發出的聲音，他計劃花大量時間到雲端等候下霧、綿綿細雨後美麗的彩虹、落日和彩雲。“這時候用來攝影最好不過了。”
100年前的川西，還是一片封閉的原始狀態。那愛德帶了十幾人的挑夫和保鏢隊伍，浩浩蕩蕩乘轎進入了高原地區。他第一次看到膚色像黃銅一樣、頭發又黑又直立的藏族人：“他們是山民，男人剪短發，而不紮辮子；服裝是原始的皮毛和粗布，他們喂養很多牲畜，普遍是犛牛，還養大而凶猛的獵犬。”在這裏，那愛德拍下了表情嚴肅的活佛、衣衫襤褸的趕路藏人，還有披掛了一身貨物的康巴父子。他帶回了煤、銅、鉻、銀等礦石，采集到野雞、野山羊、岩鴿等動物標本，他甚至用雙筒獵槍打到了一隻豹子，豹皮做成的標本此後被送到了大英博物館。
那愛德與學生交談
整個旅途中，那愛德所見到的是一片田園牧歌的寧靜景象，藏族頭人熱情地用獐子肉接待他，農人們在田間工作，宛若置身圖畫之中。在雅安的山路上，他經常會碰見背著茶葉的背夫。他用相機留下了茶馬古道最後的活躍印跡，背夫們把丁字拐頂在厚重的茶包下，好讓雙肩短暫地休息。高過頭的茶包將被運到藏區，上擱著遮陽的大鬥笠，投下的陰影擋住了背夫們的麵容。古道邊是高聳的裸露山體，雜草曝曬在正午的陽光下，在這些古老的山穀中，“時間的沙漏似乎已經翻轉過千百次了”。
等到再次回校，成都的世界卻正在迎來翻天覆地的變化。保路運動的聲勢越發浩大，學校關閉，或許不再複課，四川的局勢開始惡化，已經完全出乎那愛德的預料。他在信中記錄了不同階段的變化，判斷清王朝很快就會崩潰，中國人正在呼籲“建立像美國一樣的共和國”。
保路運動最終推動了辛亥革命的總爆發，1911年11月27日，成都和平獨立，宣告四川地方自治，成立大漢四川軍政府。成都皇城內擠滿了參加集會的市民。著名作家李劼人當時還是四川保路同誌會的同誌，在小說《大波》中記錄了當時的場景：“偌大的廣場，已是人眾濟濟。強烈的太陽透過染成粉紅布匹（即所謂的天花）射到人身上，使得個個都麵帶喜色，個個都感到小陽春的暖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