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CsA。自從CsA應用於臨床以來，無論是在心、肝、腎移植還是在治療自身免疫性疾病方麵，都有大量的事實證明CsA能使人類的血壓升高。據一份資料報道，腎移植後CsA治療組的高血壓發生率為706％，而硫唑嘌呤組約為488％。CsA的應用不僅使腎移植後高血壓的發病率增加，而且還改變了大多數腎移植後高血壓的特征。學者們將這種高血壓稱之為CsA相關性高血壓（CyclosporineAssoci-atedHypertension，簡稱CAH）。在應用CsA前，腎移植後高血壓的發生多與腎素—血管緊張素有關，但應用CsA後大多數的臨床研究及動物實驗表明CAH與腎素—血管緊張素的關係大不。從動物實驗和臨床應用中已證實環孢素可以減少腎血流量，降價腎小球濾過率，增加平均動脈壓和腎血管阻力。患者在用藥後以上變化很快發生，表明環孢素能引起血管收縮。在應用CsA前後觀察腎髒微循環可證實CsA能引起入球小動脈收縮，其導致的高血壓可稱為“容量依賴型高血壓”。未應用CsA的腎移植患者，雖接受低鹽飲食，但血壓並不下降，這種高血壓為“腎素依賴型高血壓”。應用CsA的腎移植患者出現高血壓，給予低鹽飲食，血壓隨之下降，表明其高血壓為“容量依賴型”。糖尿病患者接受胰腎聯合移植，胰液經膀胱引流，術後高血壓發生率低，這是由於鈉從胰液中喪失所致，同樣也證實CsA誘發高血壓為“容量依賴型”。但有一點需引起我們的注意，即FK506作為一種新型免疫抑製劑，同樣也能引起上述腎髒血流動力學的改變。而現有的文獻報道認為其臨床應用並未增加高血壓的發病率，因此，以CsA對入球小動脈的收縮來解釋CAH的發病機製還有待進一步證實。目前對CsA收縮腎血管作用的機製還不是很清楚。CsA雖然具有直接的縮血管作用，但它也可能通過產生一些縮血管物質起作用。有證據表明CsA可使血栓烷素（TXA2）的合成增加，阻斷TXA2受體或減少TXA2合成可部分逆轉CsA誘發的腎血管收縮。最新的研究發現CsA可引起內皮素（ET）合成增加，ET是至今為止發現的血管收縮活性最強的物質。因此，CsA也許主要是通過ET產生血管收縮的。動物試驗顯示α—腎上腺素能作為阻滯劑，腎髒去神經可改善CsA的急性腎毒性效應，因而推測交感神經激活可以導致CsA的腎毒性和CAH的發生。對於腎移植而言，移植腎已失去神經支配，然而CAH仍不斷發生，不支持上述的假設，但卻能解釋其他髒器移植患者為什麼更易出現高血壓。臨床資料顯示，在心肝等器官移植中，由於CsA的應用，高血壓幾乎達100％。腎移植後1～2年內，移植腎髒神經會再生，因而在晚期腎移植後高血壓患者中，尚不能排除CsA的此種作用機製。在CsA誘發高血壓因素中，非腎髒機製也能起作用。CsA可通過被動擴散方式與細胞內鈣結合蛋白結合，從而導致細胞鈣內流，導致血管平滑肌收縮，繼而影響全身循環和總的外周阻力而引起高血壓。CsA還可引起低鎂血症，其機製不明，可能與腎小管鎂離子再吸收障礙和腎髒鎂離子丟失有關。鎂離子是參與血壓調節的一個重要常量元素，低鎂血症可能對升高血壓亦有一定作用。
總之，據現有資料而言，CAH不是單一因素所致，而是一個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對於CAH的發病機製，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4．EH的複發
動物試驗發現遺傳性高血壓大鼠的腎髒移植給同係血壓正常的大鼠，可使後者發生移植後高血壓，即高血壓可以通過腎髒來傳遞。這種情況同樣可發生於人類。具體的機製還不太清楚。有人推測是高血壓患者的供腎產生了一種致高血壓的因子。這種因子的產生是由遺傳決定的，不受體內血壓高低的影響，這對於研究腎髒在EH壓中的作用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於高血壓患者的供腎，通常的做法是灌洗後取小塊組織做病理檢查，如果有明顯的高血壓腎病病理改變，一般棄之不用。但Rather則主張即使病理檢查正常也最好不要用，因為高血壓患者供腎即使病理檢查正常，其長期存活率仍明顯低於血壓正常的供腎。
綜上所述，引起腎移植後高血壓的病因眾多，發病機製複雜，有些機製尚未完全闡明。需要說明的是由於大多數受者腎移植後均保留了原腎，CsA和強的鬆等維持性免疫抑製藥物需長期服用，血管吻合口總會存在一些血流紊亂，即使臨床上未發生排斥反應，移植腎也很難逃避同種異體之間的免疫損傷，所以大多數受者發生高血壓的病因都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當然具體到某個患者，會有一種至二種病因起主要作用。不僅如此，腎移植後的不同時期內，起主要作用的因素也會不相同。一般來說，移植後早期多與急性排斥、大劑量激素衝擊、CsA用量偏大有關，移植後晚期多與慢性排斥有關。TRAS多於移植後3個月內表現出來，而藥物及原腎的因素則貫穿始終。腎移植後高血壓的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