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各路敵軍向紮西迫進時，毛澤東、朱德等又率領紅軍突然掉頭東進，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北部桐梓、遵義地區前進。2月18日，紅軍從太平渡、順江場、悅來場、林灘等地向東第二次渡過赤水河，並於26日在婁山關及其以南地區擊破黔敵王家烈部的阻攔，於28日再占遵義城。接著，紅軍乘勝在遵義城以南擊破敵軍吳奇偉部兩個師的進攻，俘敵3000餘人，取得了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打擊了敵軍的氣焰，鼓了紅軍的士氣。
二占遵義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為了打亂敵人的部署，於3月16日又指揮紅軍由茅台及其附近向西第三次渡過赤水河。這時，敵軍以為紅軍又要北渡長江，紛紛向川南布防阻攔。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再次命令紅軍於3月21日經二郎灘、太平渡、林灘一帶第四次渡過赤水河，揮師南下，渡過烏江，直逼貴陽，嚇得在貴陽坐鎮督剿紅軍的蔣介石慌忙調兵前來“保駕”。但是，毛澤東、朱德等隻以小部兵力在貴陽虛晃一槍，紅軍主力卻從貴陽、龍裏之間挺進雲南，進逼昆明，然後又乘虛北上，於5月9日全部渡過金沙江，進入四川。至此，中央紅軍在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等領導下，終於擺脫了數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三、反分裂鬥爭
1935年6月14日，中央紅軍在四川懋功，與來自川陝根據地的紅四方麵軍會合。不久，就紅一、紅四方麵軍今後的行動方向開展討論，接連召開了兩河口會議、沙窩會議和毛兒蓋會議，統一了認識。會後，紅一、紅四方麵軍混合編隊分左右兩路共同北上，朱德兼左路軍總指揮，張國燾兼總政委，劉伯承為總參謀長。朱德、劉伯承來到左路軍後，按照毛兒蓋會議的決定，積極部署部隊的北進行動。但是，張國燾對北進行動很不積極，總是強調北進情況不明，草地難以過去，朱德一方麵要劉伯承盡快製訂作戰計劃，一方麵耐心地向張國燾做說服工作。張國燾對朱德的勸說十分不滿，有時甚至以黨內元老的傲慢態度蔑視朱德的意見，朱德隻得忍辱負重，在重大原則問題上始終堅持維護黨中央的正確立場，盡最大耐心團結張國燾和左路軍廣大指戰員。朱德、劉伯承再三向張國燾說明敵我態勢，指出左路軍必須迅速北進，跟上右路軍，否則形勢十分不利，張國燾隻好同意朱德、劉伯承的意見，左路軍於8月15日從卓克基出發，經過草地向阿壩前進。
到達阿壩後，按照原定計劃左路軍應向右路軍靠攏，共同北上。但張國燾又一次反對北上，重彈全軍應該南下的老調。不僅如此，他還命令已經渡河到達墨窪的先頭部隊紅五軍團重新渡河返回阿壩。這時，朱德再次對張國燾說：“北上是中央經過幾次討論後定了的，我們怎好又推翻呢？現在中央和一方麵軍已經走出了草地，我們又怎麼能令他們返回呢？”張國燾不僅不聽朱德的意見，相反竟電令身在右路軍的前敵總指揮部政委陳昌浩，要他挾持黨中央和右路軍南下，“若執迷不悟，堅持北進，則以武力解決之”。
9月12日，黨中央在四川、甘肅邊界的俄界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一致同意毛澤東作的《關於與四方麵軍領導者的爭論及今後戰略方針》報告，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誌的錯誤的決定》。報告和決定公開批判張國燾分裂紅軍，反對北上的錯誤，但黨中央決定仍給他改正錯誤的機會，並且將《決定》隻發到中央委員，沒有向全黨公布。
但是，張國燾根本不接受黨對他的教育，繼續一意孤行，他在阿壩召開了中央川康省委擴大會議，同黨中央的俄界會議唱對台戲，通過所謂《阿壩會議決議》，汙蔑黨中央北上抗日是“機會主義”“右傾逃跑主義”，南下則是“進攻路線”，揚言要對“經過鬥爭和教育仍不轉變的分子”給以“紀律度裁”等。在這次會上，張國燾策動一些不明真相的幹部向朱德圍攻和起哄，要朱德“同毛澤東向北逃跑的錯誤劃清界限”，並當眾表態“反對毛澤東、周恩來他們北上抗日的決議”。
對於張國燾策動的圍攻起哄，朱德大義凜然。鎮定自若，他告訴大家：“中央決定北上抗日是正確的。現在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了我國的東三省。我們紅軍在這民族危亡的關頭，應該擔當起抗日救國的重任。”朱德嚴正指出：“我是個共產黨員。參加了中央的會議，舉手讚成這一決定，我不能出爾反爾，反對中央的決定，我和毛澤東同誌從井岡山會師以來就在一起，他挽救了黨和紅軍的命運。我是完全信得過他的。人家都叫‘朱毛、朱毛’，我朱德怎麼能反毛澤東？遵義會議上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我不能反對遵義會議的決定。”最後，朱德再次聲明：“中央北上抗日的決定是正確的，我決不會反對。”
張國燾在大會上沒有壓服朱德。又召開小會進行圍攻。朱德總是臨大節而不辱，針鋒相對地與張國燾鬥爭。當張國燾汙蔑毛澤東、周恩來北上時“把倉庫的槍支、彈藥、糧食，還有一些傷員，統統放火燒了”，朱德立即反駁說：“這純粹是謠言！從井岡山開始，毛澤東同誌就主張官兵平等，不準打人罵人，優待俘虜，紅軍的俘虜政策就是他親自訂的，對俘虜還要優待，怎麼燒死自己的傷員？過草地幹糧不夠，動員大家吃野菜，怎麼會把糧食燒掉？這些無中生有的謠言，是別有用心的人製造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