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第四次文代會”《祝詞》的曆史貢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
作者：高冠龍
[摘要]“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我國文藝界開始了初步的撥亂反正，但在若幹文藝理論問題上仍然存在著爭論。1979年10月30日，鄧小平在文藝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的祝詞，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我國文藝工作做出整體肯定的評價，初步回答了當時亟須解決的若幹重大文藝理論問題，並提出了社會主義文藝發展應遵循的基本方針，為文藝領域撥亂反正的繼續和完成，以及新時期文藝的繁榮發展提供了指導，成為新時期我國文藝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關鍵詞]新時期文藝鄧小平祝詞
1979年10月30日，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以下簡稱“第四次文代會”）上所作的祝詞（下文簡稱“《祝詞》”）是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首次對我國文藝工作發表的較為係統、全麵的講話，也是習近平在2014年10月15日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主要觀點的思想基礎和理論來源。《祝詞》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道，“集中體現著我們黨的文藝思想、文藝路線、文藝方針，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獨特貢獻，將長期對我們的文藝事業發揮指導作用”[1]p2150。《祝詞》發表之時，正值我國文藝界經曆“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創傷後開始進行初步撥亂反正，但仍在一些重大文藝理論問題上存在爭論。《祝詞》的發表初步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回答，從而推動了之後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對文藝政策的進一步調整和文藝事業的發展。
一、文藝領域撥亂反正中的爭論
“文革”期間，文藝領域成為“重災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以下簡稱“雙百”方針）被廢除[2]p62-65，文藝徹底成為政治運動的附屬品，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藝事業被全盤否定，文藝工作者和文藝作品中出現了大量冤假錯案。到“文革”結束時，我國文藝領域一片蕭條。
1977年8月至11月，在鄧小平的推動下，教育科技界對“兩個估計”①進行了公開的批判和徹底否定，從而突破了“兩個凡是”所設置的“禁區”，促進了文藝界的思想解放。以1977年10月5日文化部理論組召開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文藝界人士座談會為標誌，文藝領域的撥亂反正拉開了序幕。到《祝詞》發表前，文藝領域進行了初步撥亂反正，但仍在以下兩個文藝理論問題上存在著爭論。
（一）如何正確評價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藝工作。如何正確評價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藝工作，是文藝領域撥亂反正首先要解決的根本問題。1966年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於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座談會，在產生的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中誣蔑我國文藝界被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政”[3]。“文革”結束後文藝領域撥亂反正的首要任務便是對其進行徹底否定。在《祝詞》發表前，對這一根本問題的認識始終存在著不同聲音。
1977年11月21日，《人民日報》編輯部邀請茅盾、劉白羽等文學界人士舉行座談會，這是文藝界第一次公開聲討“文藝黑線專政論”。然而迫於壓力，會後的報道中提出了“（文藝）黑線是有的”觀點[4]p72。此後，雖然文藝界人士通過召開座談會和發表文章對“文藝黑線專政論”進行批判，但都不得不承認“文藝黑線”的存在。1978年10月20日，陳荒煤、張光年、李季等文藝界人士在《人民文學》《詩刊》《文藝報》編委會聯席會議上首次公開否定“文藝黑線”的存在。隨後，1979年1月2日，新任中宣部部長胡耀邦在中國文聯舉辦的迎新茶話會上首次代表官方公開否定了“文藝黑線專政論”和“文藝黑線”問題[5]p282。2月26日，在中宣部批準的文化部黨組關於為文化部平反的決定中指出，根本不存在所謂“文藝黑線”和“黑線代表人物”。5月3日，中共中央批轉解放軍總政治部《關於建議撤銷1966年2月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請求報告》，正式撤銷紀要，至此“文藝黑線專政論”和“文藝黑線”被徹底否定。
“文革”結束後，文藝領域一係列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也在“文藝黑線專政論”被徹底否定後開始加快。1979年3月底，“全國文藝界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座談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發出的《聯合通知》下發到各地及有關部門，要求按照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加快對文藝界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並切實落實政策、妥善處理善後問題[6]。此後，全國文藝界平反冤假錯案的進程大大加快。北京、上海等文藝界人士聚集的地區相繼為一批“文革”中及以前被錯誤批判的文藝工作者和文藝作品平反。例如，1979年3月2日，北京市委決定為“三家村”冤案平反，並恢複鄧拓、吳晗、廖沫沙的黨籍，其主要作品，包括吳晗的《海瑞罷官》，鄧拓的《燕山夜話》，鄧拓、吳晗、廖沫沙合著的《三家村劄記》等也先後重新出版。其他在“文革”中及以前被錯誤批判的文藝作品也得以解禁。1979年6月7日，上海市委宣傳部公開為一大批蒙冤的文藝工作者和被禁的文藝作品平反，例如巴金的全部作品、李俊民的《杜子美還家》等文學作品，《聶耳》《林則徐》等電影，《白蛇傳》《秦香蓮》等戲曲劇目，以及豐子愷、林風眠等畫家的所謂“黑畫”等。
（二）如何正確認識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如何認識和處理文藝與政治的關係，是確定和調整文藝政策的重要基礎。“文革”中，文藝徹底成為“政治的奴仆”[3]p324。“文革”結束後，文藝界呼籲對“文藝為政治服務”進行調整，重新恢複“雙百”方針，重建藝術民主與自由。
1977年12月，華國鋒在為《人民文學》的題詞中重提貫徹“雙百”方針。1978年2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雙百”方針寫入憲法，標誌著“雙百”方針被重新確立。隨著“雙百”方針的重新確立，文藝界熱切期望重建藝術民主。例如，1978年6月，全國文聯主辦的《文藝報》就力求通過設置專欄、發表文章的方式來推動文壇的思想解放和民主氛圍的實現。為了營造良好的藝術民主氛圍，胡耀邦在1979年1月指出，要通過學習1961年6月19日周恩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上的講話，促進文藝民主和理論民主的實現[7]p10。於是，1979年2月4日的《人民日報》、1979年第2期的《文藝報》和1979年第1期的《電影藝術》同時重新發表了周恩來的這篇講話。此後，文藝界舉行多次座談會重新學習講話，力求以此來推動在全社會營造寬鬆、民主的藝術氛圍[8]。
日漸民主的藝術氛圍促進了文藝工作者的思想解放，也帶來了由“傷痕文學”所引發的爭論。“傷痕文學”是指以劉心武的《班主任》和盧新華的《傷痕》為代表的，“文革”後出現的一批作家對於“文革”和其他政治運動帶來的創傷進行揭露、反思的文學作品的統稱。傷痕文學出現後得到了文藝界大多數的支持，但也引起了一些不滿和非議。其實質是關於文藝應為政治服務進行“歌頌”，還是應反映社會現實進行“暴露”的爭論。
1979年6月，《河北文藝》發表的文章《“歌德”與“缺德”》（以下簡稱“《歌》文”）認為文藝工作者應“歌德”——歌頌黨、國家和社會主義，而不是“缺德”——專門揭露“陰暗麵”，並對“傷痕文學”進行了過火的政治批判[9]p9。《歌》文發表後各主要媒體和文藝組織紛紛發表文章、舉行座談會，對《歌》文進行批評，認為其是“‘左’的思潮在文藝界的反映”[10]，是“操起棍子準備打人”[11]、“貌似正確的謬論”[12]。但也有人讚同《歌》文的觀點，認為文藝界的思想解放已經引起了“思想混亂”，甚至會出現1957年反右派前夕的那種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