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爭論引起了胡耀邦的重視，在他的倡導下，1979年9月4日至6日，中宣部主持召開了一次包括《歌》文作者在內的20餘人參加的座談會。胡耀邦在座談會上發言指出《歌》文的缺點就在於其與“雙百”方針、與“文革”結束以來的文藝方針相違背。對於《歌》文的作者應誠懇地教育、幫助。他還在講話中闡述了中共對於文藝爭論的態度。此後這場爭論逐漸平息。
總之，《祝詞》發表之前，我國的文藝事業雖得到了初步恢複和發展，但在如何正確評價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藝工作和如何正確認識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問題上存在著爭論，亟須來自官方的係統的、權威的回答。
二、文代會《祝詞》的主要內容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胡耀邦等人的積極推動下，第四次文代會的籌備和會議文件的起草工作得以加快。1979年5月底6月初，第四次文代會籌備領導小組成立，周揚任組長，林默涵任副組長，專門負責此次文代會的籌備工作。周揚主持籌備工作後開始精心組織準備大會主題報告和鄧小平的《祝詞》。起初由顧驤、唐因、劉再複參與《祝詞》起草並完成一稿，但三人寫成的稿子沒有被采用。之後起草的《祝詞》初稿完成後被分送征求意見時，周揚表示不讚成講幾個問題的寫法，其意見得到了鄧小平的讚同。隨後《祝詞》初稿又按照鄧小平的要求由胡喬木進行了修改，直至定稿。
《祝詞》既對如何評價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藝工作和如何正確認識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問題進行了明確回答，同時指出了今後我國文藝發展應遵循的基本原則。
（一）對文藝領域撥亂反正中爭論問題的回答。在評價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藝工作時，《祝詞》再次否定了所謂“文藝黑線專政論”，肯定了新中國成立後前17年間我國的文藝路線和文藝工作基本上是正確的，並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祝詞》高度評價了“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我國文藝界所取得的成績，並認為我國的文藝隊伍是好的，是應受到黨和人民的信賴、愛護和尊敬的[13]p209。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當時存在的關於“文藝黑線”的觀點，從總體上肯定了“文革”結束後出現的包括“傷痕文學”在內的文藝作品和我國文藝工作者的地位作用的相關認識。
關於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文藝與政治的關係，《祝詞》指出文藝與政治既不是簡單的從屬關係，更不是截然分開的對立關係。《祝詞》中不再提“文化大革命”中的“文藝為政治服務”“文藝從屬於政治”的觀點，指出文藝發展應追求形式和內容上的多樣性，而不應單調刻板地從屬於直接、具體的政治任務。同時應反對“文藝完全脫離政治”的傾向，強調文藝不能成為完全脫離政治、脫離現實、脫離人民的“空中樓閣”，要圍繞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中心任務來發展我國的文藝事業。
《祝詞》對政治與文藝關係辯證認識的闡述，為正確認識和處理文藝與政治的關係提供了科學的方法，成為新時期“文藝政策調整的基礎”[14]p76-79。《祝詞》在這裏實際上也回答了“文藝是否隻能‘歌頌’不能‘暴露’”這一問題，即“暴露”與“歌頌”都是可以的，但前提是文藝作品要能帶給人以教育、啟發和美的享受，要能引導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能有助於培養社會主義新人，這就要求文藝工作承擔起社會責任、注重作品的社會效果，同時應主要致力於反映、謳歌人民的現實生活和偉大創造。
（二）對新時期我國文藝事業發展的希望和要求。《祝詞》在繼承中共關於文藝工作的正確方針、路線的基礎上，結合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從如何實現文藝事業自身更好地發展，以及中共應如何更好地領導文藝工作兩個角度，提出了文藝發展所應遵循的基本原則。
《祝詞》從文藝的發展方向、文藝工作者的提高進步和文藝隊伍的自身建設三個層麵，對文藝事業如何實現更好地發展提出了希望：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文藝，要繼續堅持“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發展方向，以及“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方針，更應在文藝創作和文藝理論中鼓勵創新和多樣化。此外，在文藝評論和文藝批評中，文藝工作者之間要開展友好的、同誌式的文藝批評和討論，要“允許批評，允許反批評；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13]p212。而文藝作品的成就與價值，根本上來說應由人民來評定。這就為避免出現過火的、上綱上線的文藝批判提供了政策保證，也為解決文藝領域的爭論提供了準繩。對於文藝工作者，首先，文藝工作者要擔負起社會責任，作品應精益求精，應注重作品的社會效果，並堅決同各種錯誤傾向作鬥爭；其次，文藝工作者要通過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和深入群眾、向人民請教的途徑，來充實、提高自己，成為名副其實的“人類靈魂工程師”[13]p211；再次，文藝工作者要努力鑽研，提高自身的藝術表現能力。對於我國的文藝隊伍建設，提出要加強文藝人才的培養，充分發揮老中青三代文藝工作者的作用。
在新時期中共應何更好地領導文藝工作，是廣大文藝工作者“最為關心的問題”[15]。鄧小平作為當時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之一，在《祝詞》中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闡明了這一時期中共領導文藝工作的基本方針：首先，也是根本的一點，便是按照文藝發展的特殊規律來領導文藝工作。具體的文藝創作過程，“隻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不能發號施令、橫加幹涉，“衙門作風必須拋棄”[13]p213。其次，要提倡與文藝工作者平等交換意見，黨員文藝工作者應起到模範帶頭作用。再次，應著重幫助文藝工作者進一步解放思想，堅持正確的政治立場，並對其提供物質支持。
鄧小平在《祝詞》中關於黨應如何領導文藝工作的表述引起了與會代表的廣泛共鳴。根據當時的報道記載，當鄧小平講到這一部分時，得到代表們長時間的熱烈掌聲。他們認為，文藝工作者應接受黨的領導，但黨的領導者應與文藝工作者平等交換意見，“不要把文藝批評當做政治判決”[15]。
三、《祝詞》對新時期我國文藝發展的深遠影響
《祝詞》發表後得到了第四次文代會與會代表的一致擁護。在會議通過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決議》中，《祝詞》被認為是“我國新的曆史時期文學藝術的戰鬥綱領，必須堅決的貫徹執行”[16]p117。第四次文代會閉幕後，中共中央以《祝詞》為基礎，對文藝政策做出了進一步調整，並在之後的曆次中共主要領導人關於文藝發展的講話中，都繼承和發展了《祝詞》的主要觀點。主要體現在對“雙百”方針和“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強調和發展中。
（一）為“雙百”方針的進一步明確和執行指明了方向。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以下簡稱“幹部會議講話”）中進一步豐富了《祝詞》的主要觀點。講話明確了文藝政策的調整方向：保障“創作自由”，擺正中共的領導與文藝發展之間的關係，同時也要堅持安定團結。為此，一方麵不應對文藝創作橫加幹涉；另一方麵文藝工作者應明確自身的責任和使命，考慮作品的社會影響，人民、國家和黨的利益以及安定團結的大局。因此，堅持“雙百”方針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之間是完全一致的[13]p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