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潮
作者：李玄榛
讀周作人的文章，深覺他可愛。帶著維護和偏袒之情再來讀他的傳記，覺得他的可愛又近前了一步，是活生生的了。魯迅是大哥，從兒時起，就雄赳赳氣昂昂，衝鋒陷陣義不容辭。周作人則完全是一副“順從的好說話的二弟”的形象。他的混沌和溫吞，保護了他的敦厚和仁慈，不比魯迅總有作為長子的種種敏感和尖銳。
他那時，仿佛總有股沒來由的歉疚感，對人生氣也不會持久，總輕易就原諒了他人，並多想著他人的好處。13歲時，在杭州坐監的祖父招周作人前去陪侍，他心不甘情不願從紹興搬去杭州，隔三四天去獄中陪祖父讀書。祖父因為欲圖科場舞弊而犯案，連帶著家境敗落，這一段時光對周作人形成那種憂慮懷疑、冷漠超然的心境不無影響。
當時照顧周作人生活起居的是祖父的一位潘姨太（在周作人自己的回憶裏稱“孫姨太”），尖酸刻薄，待他並不善。他反感，決意也要和她作對，事後又覺得她不是壞人，因此並不怨恨，有時還幫她的忙。後來他的日記裏，沒有一句對潘姨太的壞話，倒是記下了她的生日。
在北大教書期間，周作人名氣已經溢出校園之外，已然成“青年領袖”。他仍是敦厚得可愛。那時還是清華學生的梁實秋，冒冒失失跑到周作人家裏邀請他去演講，事先沒有介紹，演講也沒有報酬，周作人卻一口答應下來，當天自己坐人力車，路上花一小時，準時趕去。鬱達夫的《沉淪》當時被社會痛批，他寫信給素不相識的周作人，請他“以自己的良知盡量給予批評”，周作人不見得欣賞鬱那種風流耽溺和顧影自憐，但是“不能忍受傳統道德對青年人的壓製”，因此也回信和發表文章熱力相挺。實際上，這也是周作人最高的一個信念，即“個人的自由不可剝奪”，這會比任何政治、主義要來得更為首要。
當然，周作人是敦厚的，但同時並不是不譏誚，隻是不如魯迅這麼暴戾。他也是和氣的，但又非常硬骨頭。他所作過的當成武器的政論文章，也字字句句指戳敵人心窩。他寫過一篇暗諷軍警隊仗勢欺人的文章，搞到軍警來質問，“怎麼文章是看不出毛病，實際上是完全要不得”。在女師大事件裏，他用文章和行動宣告“和女師大共存亡”，已經完全是積極的行動者和鬥士的形象，與魯迅不謀而合，而那時，他們已經反目。
關於樹人作人兄弟失和，有各種晦暗不明的揣測，總之讓人不勝唏噓。真正讓我意外的是失和後魯迅對於周作人的一切態度，竟和他一向的形象相左，透著無比的柔軟和溫情。盡管他在文章裏也尖銳批評周作人，私底下更多卻是回護，說左翼作家對於周作人的批評過於苛刻，到病重乃至病危期間，他還在讀周作人的著述，他也不止一次對人說“豈明頗昏”，對周作人有時的糊塗擔憂甚深。與此對應的是，魯迅去世後，周作人去學校，“麵色蒼白，對學生說，家兄去世，今天的課不上了”。再次上課，講的是《顏氏家訓》中的《弟兄》篇。
魯迅擔心周作人在大事上糊塗，後來一語成讖。假如魯迅活到了抗戰時期，不知道他會不會拚盡全力阻止這一切的發生，又或，周作人能不能聽得魯迅的勸，因此得以保住晚節？
問題在於周作人對國內革命早就絕望，過於“事功”，對於“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本就不認同，寧肯“苟全性命”，繼續實踐個人主義的生活以及“生活的藝術”。
到此時，周作人的失節，真正讓人大感痛惜。即使是左翼的那些作家，也在設法保住他。鄭振鐸一直寫文章提到周作人在文藝界的無上地位，“在抗戰的整整十四個年頭裏，中國文藝界的最大損失是周作人的附逆”，“我們總想保全他。即在他被捕之後，……想用一個特別的辦法，囚禁著他，卻使他工作著，從事於翻譯希臘文學什麼的。”廢名、俞平伯等人也到處奔走，求告胡適、蔣夢麟等人。
獄中的周作人變得“識相”很多，並且很快調整自己順應環境，果真在獄中翻譯起關於希臘神話的書來，“以餅幹洋鐵罐做台，上麵放一張板當作桌子，就伏‘案’而作了”。出獄後，他又寫信給周恩來試探性地討好，設法挽回更多生存的空間。周作人的這番沉浮，才真的讓人動容。
到此，周作人所承受的“榮”與“辱”已超出人的一生可以承載的，而他的人生浮沉，引來的感情之複雜，也超出一本小書應有的承載了。1967年，周作人在文革中被虐致死，結束了“壽則多辱”的一生。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