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媽媽家的成員
媽媽家雖然很小，卻一直很熱鬧。
我一歲多的時候，爸爸把寄養在北京的姐姐接回來了。
爸爸在與媽媽結婚之前，曾經有過兩次婚姻。第一次是在地下工作期間，妻子姓汪，在1948年錦州解放後不久病故，沒有子嗣。她的娘家在北京，後來爸爸一直與他們有些聯係，提起來就簡稱為“北京汪家”。第二次婚姻是在解放戰爭後期部隊南下期間，妻子姓薛，後來也病故了。這段婚姻留下了兩個孩子，男孩叫多多，大我4歲，女孩叫津津，大我兩歲。爸爸當時因為工作忙無法自己照顧孩子，就把多多哥哥送到了南京叔叔家，把津津姐姐送到了北京汪家，請他們幫助照顧。這些情況我都是20多年後長大成人了才逐漸知道的。
在我一歲多的時候，媽媽跟爸爸說，孩子在親戚家照顧太給人家添麻煩，還是接回來吧。爸爸也同意了。可是考慮到怕媽媽工作忙孩子多了照顧不過來，決定先把姐姐接回來。姐姐接回來就到了211醫院由媽媽來撫養。
我三歲左右的時候。姥爺從河南老家來了。
上個世紀50年代末期，國內開展了反右鬥爭，我的二舅在河南家鄉被打成右派。經過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麵紅旗”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從1959年——1961年，國家經曆了三年艱苦的經濟困難時期。媽媽的家鄉河南是重災區，農村生活非常困難，姥爺從家鄉出來，到了哈爾濱。
姥爺當年60多歲，當時身體很虛弱，雙腿浮腫。媽媽安排他住下，一起生活。經過一段時間的恢複調養，姥爺逐漸恢複了健康。
姥爺的身體本來是很壯實的。他中等個，眉毛很長很重，大眼睛，頭發理的光光的，煙吸得很重，整天笑嗬嗬的，一口濃重的河南腔。最愛吃麵條和肉食，很肥的肉都能吃。
媽媽給姥爺找了個在洗衣房的臨時工作，一幹就是三年，每個月有一二十元的工資。姥爺都交給媽媽，三年媽媽給他攢下幾百元，後來姥爺回河南用這錢蓋了全村最好的一棟房子。媽媽是在軍官食堂吃飯，我和姥爺跟著她吃，她帶著姥爺先去食堂，讓姥爺坐著她去打飯，打回來端到桌前給姥爺吃。頓頓如此，天天如此，三年如此，在整個軍官食堂成為一道景觀。媽媽的同誌們看到都說：這個老爺子真有福氣！別的人家農村來的父母沒有一個有這樣待遇的，多是把糧買回自己在家做，粗細搭配，父母在家做家務，照看孩子，當保姆使喚，甚至經常受兒女的批評。
姥爺工作之餘經常出去走，有一次走了一天很晚才回來，媽媽問他去哪兒了，他說：我想著走走看哈爾濱有多大，走了一天也走不完！媽媽笑著說，這是大城市，你當咱們家的縣城呢，走幾天也走不完啊。
我小時候應該算是很聰明的孩子，7個月會走路，不到一歲會說話，一歲多就開始認字了。一兩歲時每次大人準備帶我出門，我都不厭其煩地反複提醒大人：咱家門鎖了嗎？窗戶關好了嗎？比大人還操心。姥爺抱著我出去玩，我指著街上的路牌念上麵的字,姥爺回來見了媽媽就說：“這孩不能要了！”媽媽驚問：“怎麼了？”“這孩是個妖精！我都害怕！我抱著他走到哪條街上，他都能指著牌子認字，什麼街什麼路他全認識！這孩真不能要了！”
姥爺為人實在，忠厚老實，人緣很好。他在大院裏交往最多感情最深的，是一位開救護車的司機師傅老萬。老萬也是河南人，經常請姥爺去他家，還經常留姥爺吃飯。
表姐慧君也從河南來了。她是我大舅的大女兒，大舅在1949年跟媽媽一起參加了解放軍，表姐那時還隻有兩歲。她從小眼睛不好，在河南家也沒條件治療，越來越重。後來被大舅送到了媽媽家，媽媽給她安排住院治療，總算保住了視力。表姐跟媽媽的感情非常深，長大參加工作後，隻要有機會就來看望媽媽，在我家一住就是幾天半月的。
媽媽對姥爺的孝順，對表姐的親情，在我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算一算，媽媽家當時的成員，有媽媽、姥爺、姐姐、表姐、我再加上常年雇的保姆。我現在已經記不得當時隻有半間屋子的媽媽家是怎麼住下這些人的，但事實是，媽媽家確實是在這樣的狀態下七年之久，直到1965年媽媽從部隊轉業離開211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