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極度短缺的市場供應
文革開始一年後，市場供應開始緊張了。先是很多東西買不到，豬肉、雞蛋、蔬菜、豆腐、火柴、醬油、白酒、啤酒......從蔬菜副食到日用百貨，全麵缺貨。再後來就開始實行票證供應的配給製，買什麼都要票。糧油供應憑購糧證，這是文革前就已經實行了的。每人每月都是有定量的，一般成人每月是30多斤糧，其中大米2斤，白麵8斤，其餘都是粗糧，有玉米麵、大碴子（玉米磨碎）、高梁米、小米等。買糕點麵包在單位食堂吃飯都要用糧票。買衣服和布料要用布票，新的票證還在不斷地發，花樣繁多：肉票，每月每人供應半斤肉；豆腐票，每個票供應10塊豆腐；火柴票，每票供應5盒；煙票，每票供應幾盒錫紙香煙。日用品工業券，每人每年發一張，買塊國產上海表除了要花120元外，要用12張工業券，買輛自行車，170元，15個工業券；縫紉機，200多元，也是10多個工業券。每到過年過節，憑戶口本每戶供應一隻雞或鵝。最先實行月供半斤肉時的省委書記被老百姓戲稱為“潘半斤”，後來的省委書記到過年每人供應三兩魚，被稱為“劉三兩”。再後來，每家發一本購貨證，很多東西都要憑這個證購買。購貨證和戶口、糧油供應證一起合稱“三證”，是每個人最重要的證件，沒有了它們你寸步難行，有錢都沒用。每個人的遷移、調動，這三證必須跟著走，才能保證你有合法身份，能吃上飯，能買到生活日用必需品。“三證”加上各種票製度貫穿文革時期，直到改革開放後才逐漸鬆動，先是購物票逐漸取消，80年代後期買彩電冰箱還憑票呢。然後是購物證取消，糧油供應證到90年代初還有，現在隻剩下戶口本了。
這些票都有期限，過期作廢。比如說豆腐，不是什麼時候上街都能買到的。上街拿著盆到處轉，經常空著手回來。看到有拉豆腐的車就跟著走，看這車豆腐拉到哪個商店，趕緊排隊。買到10塊豆腐真比今天彩票中獎還興奮，一路走一路有人問：“哪買的豆腐？”“大安商店！”“還有嗎？”“不知道，要買就快去，晚了就沒啦！”
蔬菜供應也非常緊張，那時候也沒有什麼大棚蔬菜，都是應季的，按季節什麼菜下來才有什麼。運菜的車都是馬車，從郊區運來，走在街上時，後麵總是跟著一些人，車送到哪個商店，人們就蜂擁而上去買。一買都是10斤20斤的。到了秋天，每家都要買大量的白菜、蘿卜、土豆等儲存起來，準備過冬。很多人家都挖菜窖儲菜，家家都有個大缸淹酸菜，這些菜從每年11月一直要吃到來年3、4月份。
爸爸愛喝點酒，可是市麵上一度什麼酒都買不到，我甚至到中藥店去買藥用的黃酒回來，後來這種黃酒也沒有了。我有個同學的爸爸酒癮很大，在家用大洗衣盆拿醫用酒精兌水來製造“酒”。
雞蛋也是按戶供應，每月幾斤，產婦憑醫院診斷書供應幾斤。我們能吃到雞蛋的機會除了逢年過節和家裏來客人之外，也就是過生日能吃到一兩個煮雞蛋。但是，有一個日子，可以吃到好幾個雞蛋，那就是每年的端午節。
每年過端午節的早上，媽媽都要給煮幾個雞蛋帶著，對我們這些孩子來說，更重要的還不在於吃雞蛋，而在於拿到學校去“碰雞蛋”，這才是我們節日真正的內容。
到了學校後，每個孩子都把自己帶來的熟雞蛋拿出來，仨一群倆一夥地聚在一起開始碰雞蛋。
每人手握一個雞蛋，把小頭的部分露出來，因為雞蛋的大頭有空殼，小頭裏麵飽滿，比較結實。兩個人看準對方手上的雞蛋，把自己手上拿著的雞蛋狠狠撞過去。“啪”的一聲脆響，有一方的雞蛋破了皮，就算輸了，輸家垂頭喪氣地跑到角落去剝殼吃蛋，贏家趾高氣揚地到處顯擺，再去找對手。
當時市麵上雞蛋分紅皮和白皮兩種，紅皮的是本地雞產的，白皮是外國引進品種雞產的，老百姓俗稱“洋雞”，我家當時比較喜歡買這種白皮雞蛋，所以我帶去的雞蛋都是白皮的。這種蛋的皮比較薄，根本不是紅皮雞蛋的對手，一觸即潰，在我的印象裏，我碰雞蛋就沒贏過，人家經常用大頭就把我精心準備的雞蛋一下砸破。
有一年端午節我們班有個孩子帶了隻大鵝蛋，那可真是所向披靡，不但把我們班幾十個孩子的雞蛋撞得稀碎，而且殺到外班去，足足被他毀掉了上百隻雞蛋。遊戲是碰“雞蛋”，他用的是鵝蛋，雙方力量不對等，本來就有不太符合規則之嫌，有些勝之不武，他還不自覺，揚揚得意地到處顯擺，用話語氣人家，終於惹了眾怒，最後被幾個孩子合夥串通，用半個雞蛋殼後麵藏了顆鵝卵石來跟他碰，那可真是鵝蛋往石頭上碰啊，後果不用想了。被撞碎鵝蛋的孩子大哭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