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遭遇“偷錢門”和“逃學門”
1969年來到了。元旦過後，剛剛過完11歲生日半個月的我卻遭遇了少年時代最大的一次危機，幾乎同時爆發的“偷錢門”和“逃學門”，把我在家裏和在學校多年的“好孩子”形象完全顛覆，我幾乎變成“問題少年”。
“偷錢”的由來是這樣的：前麵提到過，我和馬遂合計著給班級做好事，想辦個小圖書館，可是書不夠，後來我偶然看到媽媽兜裏的錢，就突然動了念頭，偷拿了幾元錢去買書。這樣拿了幾次，把小圖書館辦起來了，我們受到了老師的表揚和同學的讚譽。因為有了“資金來源”，以後我們給班級做好事就有了底氣，買掃帚、買宣傳畫......
偷拿了媽媽幾次錢，媽媽都沒發現，我的膽子也就越來越大。偷拿的次數越來越多，每次偷拿的錢也越來越多，從幾毛到幾元。媽媽從來不用錢包，錢就散放在兜裏。因為她每天都要擠幾次公共汽車，如果有錢包極易丟失。用她的話說：錢包是給小偷準備的，一下子就全給拿走啦，這樣散放在兜裏，就是被偷了一下子也沒法全拿走，總要剩下點兒！受媽媽影響，我長大成人後也從來不用錢包，我隨身的證件、錢就散放在各個衣兜褲兜裏。媽媽這種放錢法，給當時的我製造了機會，偷拿出來點她也難以發現：這個兜裏少了點錢，可能在別的兜裏呢。
偷拿的錢最先是為了給班級做好事，慢慢地就變味了。看到商店裏擺著好吃的、好玩的、新書、無線電零件......喜歡了就買點。錢花沒了，就找機會再從媽媽兜裏偷拿點。
“逃學”，這本是“壞孩子”的專利，怎麼也會在我身上發生？緣起於1968年入冬時，我得了一次重感冒，發高燒。媽媽下班回來，發現我病了，趕緊給我吃藥打針，做好吃的。平時媽媽忙於工作，每天回家都很晚，匆匆做飯收拾，還要檢查我的作業、日記。如果我沒好好寫，媽媽會很嚴厲地批評我，甚至讓我立即寫，寫完才能吃飯！總之，我感覺媽媽對我非常嚴厲，卻很少感到慈愛。可是，媽媽一發現我病了，發高燒，她的母愛之情就立即充分表露出來。我終於知道，隻有我病了，才能感受到媽媽的關愛，所以，我希望我病的重一點，多病幾天。
病了，自然也不用上學了。那時候雖然學校的秩序已經被打亂，可那時候的老師還是非常負責任的。班上的學生如果誰無故曠課，或者跟社會上不三不四的人來往比較多，都會立即引起老師注意，老師會找家長，千方百計地防止這個孩子學壞，可以說，那時候學校的秩序基本上是靠老師們的師德來維係的。一般的學生如果不能去上學想請假，必須是家長寫請假條或者假條上麵必須有家長簽字。因為我是老師最喜歡最偏愛的“好孩子”，所以老師不認為我會有什麼問題，我某一天沒去上課，或者讓來找我一起上學的同學帶一張我自己寫的假條就可以了，甚至假條也沒有，我過後上學跟老師說一聲，因為有病了這兩天沒來就OK。我發現了自己有這個“特權”，從此就有意無意地開始行使我這個“特權”啦。真病了，不用說，理所當然休病假。有時候沒有病，就是有點煩，不想上學了，自己寫個假條，讓同學捎給老師，就逃一天學，在家玩。
終於，“偷錢”和“逃學”集中在1969年元旦過後的幾天敗露啦。
元旦前後，我又有點感冒，請了病假在家休息。1月2日這天，媽媽上班走後，我拿著剛從媽媽兜裏偷拿出來的幾元錢，跟毛子一起到道裏市場買了一大掛鞭炮回來，把鞭炮拆開，我倆一人點著一根香煙，兜裏揣了滿滿的鞭炮，在院子門口放了個痛快。
第二天，我仍然沒去上學，早上在媽媽上班前，我又偷拿了一些錢，這次，媽媽發現了。這段時間媽媽感覺兜裏的錢有點不對，引起了她的注意，今天她終於發現了我的行為。媽媽狠很批評了我一頓，因為急著上班，她讓我好好想想，檢討一下自己寫在日記裏，等她下班回來再說。
“偷錢門”爆發了。
4號，馬遂放學後來了，帶來何老師寫給媽媽的一封長長的信。我打開看了，何老師在信中說，2號她騎自行車從高誼街走，路過我家樓下時，看到我和幾個孩子手拿香煙，點火放鞭炮。她當時沒有停下問我。回學校後她想一想，決定還是給家長寫封信反映一下情況，老師說，楊力衛是個非常好的孩子，學習好，各方麵表現都好，思想要求上進，熱心幫助同學，為班級做好事，各項活動都積極參加並起到帶頭作用，可以說，他是全班同學的知心人。這幾天他請了病假沒來上學，可是為什麼會在外麵放鞭炮，希望引起家長的注意，共同關心愛護和幫助這個孩子，讓他更健康的成長。大意如此。
我和馬遂讀了這封信，我們共同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馬遂說，你好好想一想，怎麼跟老師和家長說。他就回家了。
“逃學門”也爆發了。
我又反複看了幾遍老師的信，這時天已經很晚，媽媽還沒下班。偷錢、逃學，這兩個可恥的行為集中暴露了，如何麵對嚴厲的媽媽？如何麵對老師和同學？我想不明白，也不敢想，不願意再想。我把信擺在桌子上，等媽媽一回來就能看到，然後上床鑽進被窩，不知什麼時候我睡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