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尹國江的故事
尹國江，是我初中和高中四年的同學，也是我青少年時代最親密的朋友之一。
我們都是在通江小學畢業的，小學時不是一個班，互相不熟悉。進入通江校“戴帽”中學後，我們是同班同學了。那時候，他是個非常普通的男孩，很老實，小個子，臉白淨淨的，也不怎麼愛說話，跟著那些年齡大點的男孩後麵參加各種活動。記得有一次班級裏比賽足球，他是守門的。那時候我們這種業餘玩法，會踢兩下的都是前鋒，不怎麼會踢的踢後衛，比如我和小島之流，最不會踢球的才去守門。對方衝過來射門了，力量很大，他跳起來背對著射過來的球想把球擋出去，結果沒擋住。有一次班級裏搞一個什麼活動，他的動作慢了點，我半開玩笑地說了他一句，卻看到他眼圈都紅了。
從通江校初中畢業進入四十中，他跟我分在一個班。進入一個全新的環境，學校、老師、同學全是新的，我和他作為原來的初中同學，關係一下子就親密了許多。而且，在高中時代，他的變化非常明顯，很快令我刮目相看了。
這是我們進入四十中學後，原通江校初中同學合影留念，我倆站在一起。
自從我來到這個班，感覺到班風不正，一些男生淘氣、打架、逃課，我作為班長又管不了他們之後，我就遠離了他們。對一切隻做不知，專心地按自己計劃充實提高自己，鍛煉自己。這些同學對我也是敬而遠之，還經常時不時地敲打我一下，什麼別到老師那裏去告狀了什麼的。總之，我和這些同學之間，界線已經非常分明，互不往來，各走各的路。
而尹國江的為人，這個時候就鮮明地表現了出來。一方麵，他能和那些同學打成一片，關係良好，整天混在一起嘻嘻哈哈，打打鬧鬧，但很注意保持著自己的基本原則，太過分的事情不做。另一方麵，跟我一直十分親密，無話不談。而且，他很自然也很有意識地做著那些男生們和我之間的溝通工作，幫我們消除誤會和隔閡。他經常到我家來玩，我家書很多，爸爸還訂了幾份報紙，上午或下午沒有課的時候，國江經常帶幾個比較要好的同學來看書看報，或者找我出去跟他們一起遊泳什麼的。他還經常告訴我這些同學的一些事情，介紹些他們的愛好、特點和為人。他做這一切很自然，看似不經意，卻很執著很持久也很自然。我體會到了他的善意和良苦用心，也很歡迎他帶同學來跟我交往。就這樣，國江成為了我在四十中學時期跟一些與我看似格格不入的男同學之間溝通交往的一個渠道，一架橋梁。
國江的座位就在我前排，每天我們的交往非常方便，他一回頭就可以跟我講話。他經常問我一些學習上的問題，另外也經常跟我講些別的話題，很多小道消息，很多在當時我認為是“離經叛道”的話，多半都是從他那裏聽來的。有一次他告訴我，聽說這兩年就要恢複高考了，很多人都轉學降兩級，這樣可以晚兩年畢業，多一些學習時間，到時候參加高考，就不用下鄉了。問我想不想這樣做。他可以找到門路，我們一起轉學降級。還有一次他說有個美術班，參加可以學畫畫，那裏的女生都特開放，看男生比較優秀的，都會給你主動寫小紙條，跟你交朋友。
我注意到，國江比在通江校的時候，長高了，長精神了，有點年青小夥的模樣了，穿著打扮也講究了。我們那時候正值青春發育期，臉上偶爾起個粉刺之類的小疙瘩，大家都戲稱之為“青春美麗痘”，我對此從不以為意，任由其自生自滅。可國江卻非常在意，對著小鏡子擠呀擠的。他自己擠還不算，隻要一看到我臉上出個小痘，就非常熱心地非要給我擠，我可從來沒讓他擠過。
國江家住在紅霞街，是個居民大院裏的平房，門前有木板帳夾了個小院子。國江經常請我到他家去玩。國江的奶奶當時60多歲，是個很精神的小腳老太太，一口山東話，為人非常開朗熱情。他媽媽40多歲，是位非常和善的中年婦女。他還有兩個哥哥，都大我們好幾歲，個子很高，都參加工作了。我每次去，國江都把我領進他家的一間小屋，然後拿出些非常秘密的東西來招待我。他搬出一架老式的手搖留聲機，放上一張黑色密紋老唱片，隨著唱針刺著旋轉的唱片發出輕微的“沙沙”聲，一些聲音就如同穿過久遠的時空隱隱傳來。有民國時期號稱“金嗓子”的周旋唱的“桃花江”“何日君再來”等歌曲，有相聲大師侯寶林說的相聲段子“夜行記”等。聽著這些歌曲和相聲，就如同走入了另一個世界。那時文革已經7年了，這些歌曲相聲在當時無疑是最標準的“靡靡之音”，是“黃色歌曲”，“封資修”的貨色。這些東西不知如何躲過文革初期的狂風暴雨，在1973年的夏天，在一個民間的低矮小屋裏，麵對我們兩個尚不諳世事的少年，頑強地表現著穿越時空的藝術魅力。我一方麵在內心裏對自己說，這些是“毒草”，是“封資修”的東西，應該批判；一方麵，又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被感染，享受著偷吃“禁果”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