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國的金融業自古有之，最早可追溯到兩千四百多年前的春秋末期，由商聖範蠡開始，此人絕對亦是我輩後人誠心效仿之典範，尤其是他所倡導的——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等人生信條和所作作為，尤為令人佩服。但是又不得不說的是，對於現代金融業務的發展，我們相較於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而言，確實存在一些差距。這種差距具體體現在：一是，對現代金融理念和實踐經驗的先天性的缺失，例如美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已長達近二百多年，而我們僅僅二十多年，我們還要走較為漫長之路——這當然也是一種先天性的差距，是曆史原因造成的。但對此也有解決的之法，那就是可學習和借用他人較好的現代金融發展的經驗和方法，重用具有現代國際方麵經驗的人才。當然，借用之前定然要結合當前國內的實際金融環境和現實情況才可。個人十分樂觀的以為，如果我們這樣做的話，或許能夠在邊學邊做之中，逐漸縮小與他們在金融經驗和理念上的差距。除此之外，還有一點就是，我們對現代金融業規則製度的製定，還有各種金融工具與運用方麵，以及行業監管等方麵，都存在技術上的差距。根據我們這二十多年來金融業發展的經驗教訓可知，我們的金融規則和金融工具的運用要麼嚴重滯後，要麼又過於超前、與國內金融環境和製度不匹配——前一情況，造成無法跟上世界金融業的發展形勢，——畢竟中國金融業走出亞洲、走向世界是遲早的事情，自我封閉是不可取的，——可是這種落後卻使得我們，但凡觸碰或參與國際金融競爭時，就會吃大虧、栽大跟頭；後一情況，則造成金融業過於自由和混亂，直接為很多投機倒把份子找到渾水摸魚的可趁之機，欲望和貪婪驅動之下，動用過高的金融杠杆和超前超額的透支未知信用，使得金融風險過快放大和膨脹，泡沫跟著出現，一旦出問題時，就一發不可收拾，各大市場出現雪崩式下跌，最後對宏觀經濟也造成極大負麵的影響。基於此，對金融規則製度的製定，一定要結合國內實際情況，量化而行，不可過快，也不能過慢。金融工具本沒有好壞之分，差別僅在於所用之人和怎麼用。”
“嗯，楊老所言甚是。”徐主席點頭稱是，略作停頓後，又隨口問道，“楊老可有這國際金融經驗方麵的人才推薦？”
“嗯，有的。我的世紀老友萬空先生，就絕對符合這樣的資曆和條件。而且他本人對範蠡的三條人生信條尤為的推崇，且憑他在華爾街數十年來的實踐經驗與所取得的成就，還有其在哈佛大學執教期間，所從事的金融學術方麵的研究成果，是絕對可以應付一切現代金融業務的。”
徐主席聽了後大喜，連忙又道：“那還望楊老能夠不遺餘力地多推薦這樣的人才給我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