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卡梅隆電影“深層結構”之電影技術悖論
專家來稿
作者：肖春豔 廖昌胤
作為現代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攜帶者，電影融入了電影人的精神視野，是他們思想之旅的停泊點，傳播著他們的文化價值觀，影響著人類文化價值觀的構建。對於每位電影導演來說，無意甚或自覺在努力成長為“電影作者”，以期在瑰麗的電影藝術殿堂占有一席之地，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編劇導演集於一身的作品取得了藝術和商業的雙贏，也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其獨特的藝術風格特征。如此璀璨成績為卡梅隆成長為電影作者提供了可能，《阿凡達》在本世紀初葉更是借重高新技術的成功介入毫無懸念地確立了其電影作者的身份。早在該片倫敦點映時，好萊塢導演史蒂文·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就預言：“從此可以用《阿凡達》之前和《阿凡達》之後來劃分電影史了。”[1]
一、“電影結構作者論”
“電影作者”的概念由上個世紀50年代法國電影理論學家安德烈·巴讚（André Bazin）提出。其後，弗朗索瓦·特呂弗（Franois Truffaut）在1954年《電影手冊》第31期發表了令其名噪一時的《法國電影的某種傾向》，主張導演應成為影片從題材的選取直到剪輯製作、完成全過程的靈魂和絕對掌握者。此後，雅克·裏維特（Jacques Rivette）、讓·呂克·戈達爾（Jean-Luc Godar）等紛紛開始在《電影手冊》和《藝術與演出》等雜誌著文追隨其主張。他們將“導演個性”和“影片風格”作為選擇的標準，強調導演對於自己身為電影作者的自覺意識。一位導演可通過在影片中確立個人風格標誌、特征從而自覺努力成長為“電影作者”。[2]作為20世紀下半葉最常采用的分析語言、文化與社會的研究方法之一，結構主義的理論思路被英國電影符號學家、先鋒電影導演彼得·沃倫（Peter Wollen）應用於“電影作者論”提出了一種名曰“結構作者論”（struetualauteurism）的批評方法。該理論作為一種分析方法，可應用於所有電影導演的作品序列分析。沃倫認為：“在任何一位電影藝術家的作品序列中必然存在著近乎不變的‘深層結構’，一位導演的不同作品僅僅是這種‘深層結構’的變奏形式——無論其諸多作品有著可直觀辨識的風格特征，或者麵目各異，五彩紛呈。這一結構源自結構理論範疇的‘深層結構’，通常在影片中呈現為一係列的二項對立式，‘結構作者論’批評者正是通過剝離影片表象係統的包裝來對一個作者的影片中反複出現的二元對立序列進行分析。”[3]通過這一序列的“重複過程”，使“深隱的結構”[4]滲出表麵或曰還原這一“深層結構”，進而揭示出影片內在結構所隱藏的信息。基於電影是集體藝術，期間受到諸多外在因素的幹擾，因此在“結構作者論”批評過程應尤其關注“解讀”這項程序。把握一位電影作者的關鍵，在於辨析和審視那些能夠使深藏在其電影序列中的“深層結構”滲出表麵的代表作，亦即作者電影。
二、 卡氏電影序列之“深層結構”——電影技術悖論
從哲學層麵關照，在人類文明進程中，技術曾為人類帶來巨大福祉。但當其發展失去人文精神的指導造成技術理性膨脹、價值理性失落，技術露出其猙獰麵目，其應用背離服務於人的主旨、走向人的對立麵，使得人類麵對某種危機，陷入“技術悖論”。電影敘事內容對於哲學層麵的技術悖論予以反思，電影敘事形式極力憑借先進技術營造視覺奇觀，這種自我背反的電影範式，構成了後技術時代電影藝術的一個新概念——電影技術悖論。“電影技術悖論是指進入新世紀以來越來越依靠日益進步的科學技術來創作、製造和市場營銷的美國電影，但其電影敘事、主題關注、人物塑造等方麵卻呈現出由傳統的技術崇拜向反技術崇拜價值觀轉移。‘技術’作為美國電影‘常數’在新世紀索回的二項對立式—崇拜和否定，是美國電影形式和內容在本世紀遭遇之新傾向。”[5]
沃倫認為：正是導演/電影藝術家生存的時代、他所置身的或參與的曆史、他的個人生活遭遇，共同構成那一文化的“深層結構”，並始終影響、製約著其可能的呈現方式。[6]電子工程師的父親，藝術家的母親，以及其本人在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主修物理的經曆，為卡氏的電影藝術生涯必然留下“技術”烙印。現代技術的無限可能性使得“類像”漸次擺脫傳統符號的限製以極度逼真的方式向現實無限製貼近；另一方麵，隨著技術的飛速發展，人類在享受先進技術的同時開始漸次領略技術理性的惡果，技術恐懼、反思甚或反技術等思潮從上世紀下葉延續到本世紀，成長為此時代可能的文化標簽。卡氏對於技術無止境的追逐，使其作品序列“類像”他本人所處的時代文化，“深層結構”成為可能，而這個“類像”的所謂時代文化“深層結構”，又恰是對於技術的自我悖反式的反省。此時代文化“深層結構”在卡氏作品序列中以技術實現“類像”，即構成了其電影序列的“深層結構”——電影技術悖論。梳理卡梅隆的主要作品，從《終結者》係列、《異形II》《深淵》《真實的謊言》《泰坦尼克號》到《阿凡達》，不難印證這位電影作者之影像書寫的“深層結構”範式：電影敘事構成諸要素之間以“技術”為關鍵詞的自我悖反——電影技術悖論，即作為敘事形式要素的媒介、手段等不斷推進技術化，前置技術創新，極力營造視覺張力的極限化；另一方麵敘事內容要素諸如主題、人物和故事等所呈現的諸多症候性因素赫然指向“技術恐懼”甚或“反技術”。而電影技術悖論在卡梅隆電影係列中複遝間或隱晦表現為一係列不同麵貌的二項對立式：入侵—反抗、異形—人類、技術—自然、生存—死亡、技術崇拜—人性回歸。這些二項對立式在卡梅隆作品序列的互文參照關係中相互遭遇、結合，擦肩而過或彼此糾結，構成了標明作品出處的文化“深層結構”。
三、《阿凡達》與電影技術悖論
（一）作者電影——《阿凡達》
自20世紀末以來，第三次科技革命所帶動的技術飛速發展已經超越前兩次科技革命的所有成就，進而使得整個人類世界從技術時代跨入後技術時代。該時代的標誌之一就是倡導技術人性化，抑製或曰反對不利於人類前途的技術/反技術。《阿凡達》是全球電影界劃時代的作品，被影片所采用的最新高科技手段，被譽為是電影界繼聲音、色彩後的“第三次革命”。作為卡梅隆在後技術時代蟄伏12年的傾力之作，《阿凡達》不但是卡梅隆的作者電影，更是後技術主要表征的鏡像書寫。該片對作者所處曆史情境的描摹為其作品序列“深層結構”的“滲出”提供了可能性，同時也決定了這個結構以何種變體出現。卡梅隆作品序列“深層結構”的關鍵詞為“技術”，從這個序列互文參照關係中頻現的二項對立式中可以提煉這樣幾個常數：崇拜、反對、人性。從後技術時代視闕來審視《阿凡達》始終索繞的該常數的變體，是“技術異化”“反技術”“技術人性化”，影片的主題選取和情節的鋪陳皆基於此三個變體及其包含的意識形態衍生物得以進行和完成。正所謂作品始終不可能自外於作者所處的曆史語境，該片所縈繞的“技術”常數及其變體深刻體現了卡梅隆作為電影作者所參與的美國後技術時代的社會曆史現實和遭遇。他采用技術打造電影奇觀，以自己的技術觀成長為藍本影像書寫主人公傑克·薩利（Jack Salley）為代表的人類技術觀之嬗變過程，以鮮明的批判現實主義精神和挽歌風格，逼真形象地再現了在後技術時代背景下人類技術觀的轉變，反思技術理性惡化導致技術異化，引發人類生存的迷茫困惑和社會發展的困境。該片作為卡梅隆的作者電影，其文本表層鐫刻著典型的卡氏個性特征，充溢著“反技術”的深刻哲學思考以及對技術人性化的訴求。
（二）以“技術”為關鍵詞的主題敘事
“一位優秀的電影作者的作品序列應該呈現主題的連續性、相關性，表達方式也應該形成其個人清晰可辨的風格特征。”[7]卡梅隆作品序列敘事的展開均采用常規線性敘事，因此敘事過程比較流暢自然、節奏較為平穩。《阿凡達》沿用卡氏經典線性敘事結構，從人類為了自身私欲入侵潘多拉星與納美人發生衝突為基礎，展開“反技術”線性敘事，在層層遞進的情節孵化下人物技術價值觀得以突顯和成長，最終實現敘事目的。《阿凡達》線性敘事的選取是其個人電影敘事風格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