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丹在《敘述學與小說》中提到“第一人稱回顧性敘述”[8]，該類敘述者采用自己過去經曆事件時的眼光來敘事，會產生不同的修辭效果。以第一人稱的口吻講出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並且以小說的邊緣人物去看待小說的中心人物，讀者仿佛就站在這個人物的肩頭，通過這個人物的視覺、聽覺和想法來觀察事件和其他人物。申丹指出：“人物視角與其說是觀察他人的手段，不如說是揭示人物自己性格的窗口。”[9]《阿凡達》采用主人公回憶性質的敘事就意味著在《阿凡達》現時敘事的之外還有一個更加超越的觀察者在審視故事和其他人物，包括過去的自己，形成的是一種類似布萊希特表現主義戲劇中的間離效果，對影片的主題建構和表達有著擴展和深化作用。敘述者傑克·薩利作為“我”追憶往事，即敘述視角；同時被追憶的“我”過去正在經曆事件的眼光，即經驗視角。這兩種視角的雙重聚焦可多維度體現出“我”在不同時期對事件的不同認識和看法，通過視角之間的變換生動刻畫了主人公的心理曆程，深化影片的“反技術”主題。通過雙重視角的“第一人稱回顧性敘述”使卡梅隆能夠把其作品序列的“技術”常數優雅而從容地放入影片敘事，也為在影片中鐫刻其個人的技術價值觀提供了可能性。
傑克從地球人到納美人的轉變即是主人公“我”渴望技術—接受技術—崇拜技術—懷疑技術—反思技術—反技術的心理成長過程，也是卡氏“技術”常數在該片中賴以生存的敘事鏈條。影片從殘疾前海軍戰士傑克的回憶展開敘事。雙腿癱瘓，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我”沒有超人的能力，更沒有掌握先進的技術，仿佛笛卡爾式的主體，不能夠自由地決定自己的生活，每天隻能坐在輪椅上，摸著毫無知覺的雙腿，對生活有心無力的反抗，“我”的眼神中充滿著落寞和無奈，內心極度渴望技術拯救；當“我”決定替去世的同胞哥哥到潘多拉星操縱人類基因與當地部族基因結合創造出的“阿凡達”混血生物，以便打入納美人部落說服他們離開世代居住的家園以便滿足人類開采地下昂貴礦石的私欲後，處於技術弱勢的“我”接受“技術”改變；隨後“我”通過操縱技術產物——阿凡達實現自己自由奔跑的夢想。在第一次測試操控能力時，“我”獲得一具擁有健康雙腿的全新身體，“我”瘋狂跑向田野，“我腳踩大地，呼吸自由的空氣”，此時的“我”釋放著新生的狂喜，體驗著技術的神奇力量，對技術充滿著無限的感激和崇拜；“我”化身阿凡達的目的是將潘多拉星球上所見所聞報告給上司，並說服納美人部落離開自己居住地，以便人類即將開始的采礦計劃。納美人愛好和平，追求自由和幸福，與其他物種和睦相處。“我”在與其相處的過程中，逐漸對人類濫用技術導致地球資源枯竭、為爭奪資源用技術摧毀潘多拉的行徑產生質疑。“我”對人類對付納美人的鄙劣做法，逐漸從最初的服從到猶豫不決。此時，“我”對技術從堅定不移到產生“懷疑”；當SeeFor 公司和上校邁爾斯等不及“我”和其他阿凡達說服納美人，就決定強行用技術實現武力摧毀，以便其大肆挖掘。眼見這片美麗的土地頃刻化為灰燼，“我以為自己是美好願望的傳遞者，夢想能帶來和平的戰士。其實我是個飛行的獵人，從空中帶來死亡”。“我”開始對人類濫用技術進行了反思；隨後在同仇敵愾一波三折的戰鬥中，“我”徹底踏上與技術決裂之途。“我”和戀人率領的部族與代表“技術”的由地球人和機器人戰士組成的軍團交戰，最後引出潘多娜萬物出動，以摧枯拉朽之勢擊敗了地球人軍團，“技術”敗給了自然各個物種和諧共生的力量。“我”最終放棄自己的人類軀體，永久將自己的靈魂植入阿凡達體內，超脫了以技術為武裝的同類大他者的目光審視，與自然和人性融為一體。正如薩特在《隔離審訊》中這樣闡釋“他人即地獄”：人始終在他者的注視下生存，通過他人的評價來體認自我，所以這個“地獄”是客觀存在、無法躲避的。[10]既然這個外部條件無法更改，那麼決定自我此在的狀態隻能是自身的心態和價值觀。“地獄”是每個人都要經曆的階段，衝破地獄，走出心的藩籬，才能獲得心靈的自由和人生體驗的涅磐。影片中“我”麵對地球他者卑鄙行徑無可奈何，然自身又不認同他們的價值觀，是選擇被認同繼續待在“地獄”，行屍走肉、助紂為虐，掠奪納美人的資源，還是砸碎“地獄”的枷鎖，獲得心靈的自由和靈魂的淨化。卡梅隆替主人公做出了抉擇：“我”最終選擇衝破地球同類他者目光的束縛，逃離“地獄”，得以心靈的自由和靈魂的救贖。在這個逃出生天、自我救贖的過程中，“我”的技術價值觀的嬗變也伴隨其中。對於靈魂和肉體的如何取舍是卡氏對於位列於技術觀兩端的態度的影像演繹。留存肉體，舍棄靈魂，認同地球“他者”的技術觀—技術理性；抑或選擇靈魂、丟棄肉體，逃離“地獄”，踏上“反技術”之旅，擁抱潘多娜星球，回歸自然和人性。影片結尾時，“我”選擇肉體的死亡，留存靈魂實則隱喻著“我”的重生：脫離舊的軀殼，攜著淨化的靈魂得以重生。毅然選擇與技術決裂，在地球他者眼裏“我”消亡了；回歸自然、擁抱人性，在潘多娜星球“我”得以新生。或死或生此刻已然並不重要，反技術敘事之演進才是卡氏之關注所在，所謂生死僅是敘事即將結束時刻主人公技術觀蝶變的能指。剝離影片絢麗的敘事形式包裝，生與死、人性與技術、崇拜與反對、自然與人類等二元對立序列得以浮現並對其進行“結構作者論”解讀和分析，便可追蹤到貫穿於影片始終的主人公價值觀的嬗變乃至蝶變，而這正是卡氏電影文本一貫關照的技術主題和人文關懷。
（三）《阿凡達》之電影技術悖論
卡氏深信：故事與創意是作品能否在電影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的必經驛站，而創作者的思想和觀念則是決定影片成敗的起點和終點。“3D技術僅是服務於電影創作的工具，是故事得以更好演繹的技術手段，是為提升藝術效果服務的。”[11]卡氏電影序列始終遵循“技術服務於藝術”[12]的創作理念，《阿凡達》中技術和藝術的分野和契合是其藝術理念的精彩演練，然影片在追求技術與藝術完華美契合的路徑中，墮入一個形式與內容自相抵牾的怪圈。《阿凡達》作為卡氏在後技術時代的作者電影，不遺餘力地傳遞出其高度個性化的故事主題建構： 以技術理性抑或技術恐懼入手，質詢技術，審視“反技術”；故事的陳述卻是通過“反技術”的反題—推崇技術，借重技術營造視覺奇觀來得以完成。電影技術悖論所呈現出的看似形式與內容扞格不入的表象卻是卡氏作品序列之近乎不變的“深層結構”的滲出。
技術異化是從電影技術悖論啟航審視卡氏作品序列“深層結構”時須考量的重要元素。“異化一般是指主體在發展的過程中由於自身活動而產生出自己的對立麵（客體），而這個客體又成為一種異己力量反過來反抗自己。人們在享受技術進步成果的同時，也麵臨著能源浪費、環境汙染、氣候暖化等技術產生的消極後果。由人創造的、本該服務於人的技術卻危害到人類的生存，這種現象就被稱為技術異化（Technological Alienation）。”[13]伽達默爾認為技術理性導致文明的危機和技術異化，致使社會變成由技術支配的單調乏味的機器，人類成為技術的奴仆。在後技術時代，人類在自食技術理性惡果後開始反思技術異化及其根源——技術理性，提倡技術人性化甚或回歸自然。既然“毀滅了人類自身的技術就是唯一的存活，也是電影鮮活生命力得以實現的靈丹妙藥”[14]，那麼，作為以技術為關鍵詞進行創作的電影作者，卡梅隆通過《阿凡達》傳遞出此時代的表征：關注技術理性引發技術異化致使地球資源枯竭，竭力批判科學技術開發對人類原始本性構成戕害。在影片中，納美人用心而非技術去體認和感受來進行交流，對待動植物如同族人一般，納美人對原始力量的運用，潘多拉萬物鏈接的巨大能量，都透露出電影作者“反技術”，渴望回歸自然及萬物和諧的整體生態觀。在該片的攝製過程中，導演詹姆斯·卡梅隆的團隊采用了其自主研發的世界首台 3D 虛擬攝影機、虛擬攝影棚、麵部表情捕捉等先進技術，全麵運用了計算機圖形技術（CG）。在全片視覺奇效的背後，是一個龐大又組織嚴密的技術團隊：來自 10 多個國家、30 多家高技術公司的 800 多名工程師參加了影片的計算機程序開發和特技製作。[15]強大的技術團隊以超乎想象的視覺表現力為觀影者營造了一個和諧永生的迷幻之境——潘多拉星球，絢爛的植物，高聳入雲的神樹，瀑布飛濺的懸浮山，色彩斑斕充滿奇特植物的茂密雨林，這是未受技術荼毒的美好夢境。由三維場景虛擬技術所呈現出的如詩如幻般的潘多拉星自然景觀與源於技術異化而飽受汙染、資源枯竭的地球形成強烈的反差和對比，必然會激起觀影者對人類麵臨的諸如資源、環境等種種危機的關注，進而引發人們對危機背後技術異化及其根源性的反思，進而認同卡梅隆的技術觀。其中當納美人與技術理性攜帶者的人類發生衝突處於劣勢時，潘多拉各物種結成同盟，這正是自然萬物整體對技術的反抗。這場以技術一方失敗而自然萬物聯盟勝利告終的影片凸顯了卡梅隆對技術異化表象下的岌岌可危的人類文明發展的憂慮及倡導技術人性化，這又恰是卡氏當年在《深淵》中對技術異化主題思考的延展。彌散在整部影片中的令人神往的納美人回歸自然的生存方式也恰恰是人類曆時和共時的終極理想：“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莊子·齊物論》）。藉此，可認為技術異化是《阿凡達》敘事的起點，而基於技術異化延伸出對技術人性化的訴求和回歸自然及人性的渴求則是敘事的彼岸，“反技術”敘事內容元素與依憑“技術”製作影片的敘事形式元素之間所形成的二元對立關係在影片反技術情節敘事模式中的此消彼長生動呈現出該片所蘊含的動態電影技術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