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土地流轉規模不斷擴大，越來越多的農民將土地流轉出去，基於土地的財產權利受到多方威脅，農村社會長期隱匿的矛盾開始顯化，農村糾紛不再隻是農民相互之間的矛盾，農民與村組集體甚至與基層政府的矛盾同時湧現，農民還要麵對陌生的承包大戶或企業，與之進行利益博弈。村域之內的農民間矛盾，農民可以按照傳統的做法選擇調解，或者由宗族長老、或者由村組幹部調解，也可能找鎮司法所調解。而當農民與村組集體、鄉鎮政府發生糾紛，特別是與承租大戶或企業發生糾紛時，他們一時找不到利益相對超脫的個人或組織進行調解，隻能以武力抗爭，或訴諸法律，司法成為農民維護權益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當司法成為“救命稻草”的同時，恰恰也讓司法回歸了其價值本位——權力保障的最後一道防線。
目前益陽農村土地流轉糾紛主要包括無書麵土地流轉合同的糾紛、土地流轉未報備案的糾紛、土地互換期限約定不明的糾紛、因經濟利益驅動而毀約的糾紛等類型。農民無論是充當原告還是被告，在親曆一次訴訟後，對司法權威性的認識都有明顯改變，而司法的公信力正是經過一次次公正的判決逐步形成的。由於農村地域的特殊性，判決結果輻射範圍廣、影響大，基層法院設在農村的法庭在審理此類案件時都慎之又慎，不會偏私。打贏官司的農民，通過訴訟保障了權利，獲取了利益，自然改變了對司法的片麵認識。相反，沒打贏官司的農民，他們也會有自己的收獲，在法官的解釋下，他們了解了法律的規則、清楚了訴訟的程序、知曉了判決的依據和理由。在我們的走訪中，有過敗訴經曆的農民並未否認司法的公信力，他們認為，敗訴無非是三個理由：一是沒有簽訂合同，口頭約定的又找不到證人，拿不出有效證據，以後流轉土地要注意簽合同、找證人和保存證據；二是簽訂合同的時候寫得不明白，打起官司來說不清；三是合同寫明白了，但自己沒有按照合同做，法院隻會按合同判決，不會考慮其他因素。在參與過訴訟的農民心中，司法強調的是事實和證據，判決是公正的，司法的權威不容置疑。
5.土地信托流轉推動了農村基層治理機製改革
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廣袤的農村始終是全麵推進依法治國的重點和難點。基於當時草尾鎮試點土地流轉引發的一係列矛盾和糾紛，2012年，益陽市委著手探索農村基層治理機製的改革。同年5月，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發布了《關於村級組織管理模式改革工作的指導意見》，印發了關於村民議事會、村務監督委員會的組織、運行規則的四個文件，明確提出要構建以村黨組織為領導機構、村民議事會為常設議事決策機構、村民委員會為執行機構、村務監督委員會為監督機構的“四位一體”新型村級民主治理格局。目前，該治理模式已在全市1787個村全麵實施。
“四位一體”新型村級治理模式並沒有改變傳統的“鄉政村治”格局，但是，對村民自治的運行機製有重大創新。“四位一體”村級治理機製最大的特色在於創新性地整合了原有的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村務公開監督小組、村民主理財小組、黨風督查員等資源和力量，新建立村民議事會和村務監督委員會，為村民參與村級民主決策和民主監督搭建了平台，暢通了民意表達渠道，有效化解了農村基層矛盾。從形式上看，村級治理機構由原來的村支“兩委”增加到“四位”，架構起“核心領導+議事決策+貫徹執行+監督管理”的運行機製，是對原有村支兩委運行機製的大膽創新，使村民議事和監督常態化，村級自治體係更加完善，職責更為明晰，村級管理更為民主、規範。將有更多的農村精英參與到村級治理中來，民意代表範圍更廣，村民對村級治理的信任度將有較大提升。從實質來看，“四位一體”新型村級治理模式有利於從根本上改變原有“村治”機構的行政化管理傾向，實現了“還權於民”的夢想，村民與自治機構之間將通過更多代表的參與形成協商民主，代表著農村基層治理機製改革的基本方向。就實踐效果來看，一方麵，由於村民議事會的設立，使得長期無法正常運轉的村級決策機構重新活起來，較好地實現了還權賦能、民權民定；另一方麵，由於村務監督委員會的設立，改變了民主監督的形式主義傾向，促進了村幹部權力運行的陽光、透明，減少了群眾的質疑，增強了村支兩委的公信力和凝聚力。
注釋：
①新華網.中共中央關於全麵推進依法治國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14-10/30/c_127159908_3.htm，2014.10.30.
②論語 顏淵.嶽麓書社.四書五經，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