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祿的真正價值是人性與人道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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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齊風
1966年春天，一篇題為《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長篇人物通訊發表於《人民日報》，同時見報的還有一篇著名社論——《向毛澤東同誌的好學生焦裕祿學習》。第二天，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了這篇通訊，當時的著名播音員齊越數次泣不成聲。一時間，億萬人民知道了河南蘭考這個地處中原的豫東小城，更是知道這裏出了個共產黨的好幹部——焦裕祿。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最著名的縣委書記”，焦裕祿的傳奇之處在於，他在蘭考隻有一年零四個月就病逝在工作崗位上，卻把“縣委書記”還原為“人民公仆”，將黨員幹部的公仆本色詮釋得淋漓盡致。
蘭考窮，蘭考富，蘭考出了個焦裕祿。蘭考以前是以窮和討飯有名，後來是以焦裕祿出名。從焦裕祿1962年12月調任蘭考縣，到1964年5月14日病逝，因為風沙、鹽堿、泡桐樹、舊藤椅、頂住肝區的茶缸蓋，因為風雪中為膠輪車駕轅，因為那句“把我運回蘭考，埋在蘭考的沙丘上”的遺言，焦裕祿的精神和事跡至今讓無數的中國人熱血沸騰、熱淚橫流乃至愈發持久地懷念。
作為那個特殊年代的“典型人物”，“焦裕祿”被賦予了太多的符號意義：“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典範”，“心裏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的公仆精神，“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奮鬥精神，“革命者要在困難麵前逞英雄”的大無畏精神……當然，還有中國人千百年來的“清官情結”。
隨著改革開放與社會的進步，那個年代強加於“典型人物”身上的“神話”被漸漸衝刷掉，而還原為更真實的人性。有關焦裕祿通訊報道的背後曲折也漸漸浮出水麵……
是什麼讓焦裕祿這麵旗幟在曆史的上空飄揚了半個世紀？時代不同，“好官”的標準也不同，盡管幹部評價標準多次更替，但每當政府清明吏治的時候，焦裕祿都會被再度提起。無論是“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千古名理，還是“心裏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自己”的公仆精神，抑或是“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的時代強音，焦裕祿釋放出的精神實質曆久彌新。
多年以後，長篇通訊作者之一、新華社記者馮健想要寫一篇“從人道主義角度看焦裕祿”的文章。他說：“新華社把他定格在‘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典範’裏，聚焦不準。他到蘭考是救群眾於水火，解幹部於倒懸，他是典型的人道主義者，要是從這個角度詮釋焦裕祿更會具有久遠的曆史價值。直到現在，我每每翻閱這篇通訊時，依然是止不住熱淚，因為它實質上寫的是人性、是人道主義精神。這也是這篇通訊的真正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