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發現了焦裕祿
特稿
作者：呂傳彬
焦裕祿作為共產黨員領導幹部的楷模，已經植根於老百姓的心目當中，感動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然而，時代為何會選擇焦裕祿？這樣的一個標杆性人物，為何會出現在貧困落後、災難連連的河南蘭考縣？又是什麼人不同意宣傳焦裕祿的事跡？他又是如何在去世一年後為全國人民所知曉的呢？
焦裕祿不讓別人宣傳他
1964年5月14日，中共河南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與世長辭，年僅42歲。噩耗傳出，蘭考上下一片悲聲。
一個多月後，仍處於悲痛之中的蘭考縣委通訊幹事劉俊生，走進了《河南日報》社。他找到“黨的生活”專欄編輯郭兆麟，提出要寫一篇《蘭考人民滿懷信心迎豐收》的稿子。
這是焦裕祿生前給他出的最後一篇報道題目，他要完成焦裕祿的囑托，將蘭考人民除“三害”（指內澇、風沙、鹽堿三害）的經曆進行一次全麵、深刻的總結，寫出蘭考人民與大自然作鬥爭的勇氣和信心。
可是，郭兆麟卻說：“‘七一’快到了，寫個黨的好幹部吧！”
寫個黨的好幹部，寫誰呢？回到縣城，劉俊生找到縣委辦公室分管通訊報道的副主任卓興隆。卓說：“寫啥？咱焦書記不就是打燈籠也難找到的好幹部嗎？”卓興隆脫口而出的一句話，說得劉俊生熱血沸騰。
是呀，焦裕祿把一切都獻給了蘭考，咱為什麼不能替蘭考人民好好寫一寫這位黨的好幹部呢？以前，劉俊生就多次有過寫焦裕祿的念頭，但每次都被焦裕祿阻止了。焦裕祿總是說：“群眾改變蘭考麵貌的決心與忘我勞動的精神是十分感人的，寫他們比寫我更有意義。”
劉俊生文如泉湧，很快一篇《一個黨的好幹部》就寫成了，文章隻寫了焦裕祿的二三事，2000多字。“黨的生活”編輯組負責人李學淵看了文章之後，被焦裕祿憂國恤民、鞠躬盡瘁的無私奉獻精神所感動，就說：“咱‘黨的生活’上隻能發二三百字的小稿，這稿刪成規定的字數可惜了。我建議你修改修改，該要補充的繼續補充，推到第一版去！”回到蘭考，劉俊生就馬不停蹄地收集材料，然後連夜將稿子做了補充。
李學淵看了修改後的稿子，十分滿意，親手交給《河南日報》的副總編輯翁少峰。翁少峰讀後，也很感動，說：“稿子很好。因為你寫的是縣委書記，要通過省委，不過你沒必要在這等，就放心吧！”
劉俊生回到蘭考，滿懷信心地等待著。誰知，等到7月1日，沒刊出，7月2日，也沒有，挨過了整整7月份，誰看了誰說好的那篇稿子，最終也沒有被發表。
如果不是發生了另一件事，對焦裕祿的宣傳也許就此中止。
這期間，蘭考縣委副書記張欽禮負責的除“三害”辦公室，給河南省委寫了個工作報告，報告上有一段話：“焦裕祿活著的時候，除‘三害’很有成績；臨終還念念不忘根治‘三害’，死後要求組織上把他送回蘭考，埋在沙灘上，要看著蘭考人民把沙丘治好。”省委副書記趙文甫讀到這段文字流淚了。他在“四清”工作動員大會上，高度讚揚了焦裕祿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的敬業精神，並號召全省共產黨員都要學習他，會後，有關方麵編印的《四清簡報》登載了趙文甫副書記的講話。
趙副書記的此番感慨，觸動了新華社河南分社副社長張應先，他帶領兩位記者一道，深入蘭考調查。作為通訊幹事的劉俊生，接待了他們，並帶著他們在蘭考各處跑了20多天。
3位記者耳聞了焦裕祿生前的許多動人故事，目睹了在焦裕祿的帶領下蘭考取得的變化。最後寫出了兩種稿件：一種對外，考慮到當時處於災荒年代的特殊背景，為顧及國際影響，隻寫了個千把字的“電訊”稿；一個是地方稿，比較真實詳細地寫了焦裕祿帶領群眾戰勝災害的主要事跡，全文3000餘字。
1964年11月21日，《人民日報》采用了千把字的“新華社鄭州訊”，標題是《前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忠心耿耿為人民，河南省委號召全省黨員向他學習》。文章僅僅稱得上一條消息，而且被擠在眾多的新聞之中，放在二版右下角，一個極不顯眼的角落，很難引起世人的關注。《河南日報》使用的則是3000多字的地方稿，而且置於頭版頭條，還製作了十分醒目的通欄標題。事後，總編輯劉問世還交給劉俊生一項任務：“省委已經決定宣傳焦裕祿，我們發了社論，還打算發幾期專欄，希望你回去幫助組織一下這方麵的稿件。”
這時已到了1964年歲末，充塞著中國大小報紙、充塞著人民生活的，是滾滾而來的政治大批判，舉國上下彌漫著濃烈的“階級鬥爭”的火藥味。可是，劉俊生卻顧不上這些，四處奔波，到處張羅著有關焦裕祿的稿件。最後《河南日報》宣傳焦裕祿的專欄，一周一期，先後發了4期。
4期專欄發過之後，這天，《河南日報》農村版負責人黎路，攜同《河南日報》駐開封記者站的薛慶安來到蘭考，找到劉俊生說：“焦裕祿的事跡已發了不少，我們想請你一起拿出一篇長的通訊，算結束了。”
是的，必須結束了。因為這時黨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工作會議，黨的工作重心已轉到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來，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河南日報》作為中共河南省委機關報，報道的重點也隻能配合這種中心工作。因此，1965年1月底，該報登出了長篇通訊《焦裕祿同誌，蘭考人民懷念你！》。文章除了把幾個專欄裏已經提到的焦裕祿那些盡職盡責的故事加以綜合，並無新意；更沒有站在時代的高度，來審視焦裕祿這一典型深層次上的意義。此文既出，這事便權當告罄。
總之，當時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對焦裕祿這個名字還是陌生的。
“咱們的縣委書記是活活累死的”
1965年4月初，新華通訊社副社長穆青去西安路過鄭州的時候，給新華社河南分社的記者周原交待了一項去河南的重災區豫東采訪的任務，以了解當地農民在三年困難時期是如何擺脫窮困的。
周原從未去過豫東，隻知道那裏是河南的重災區。他第一站就來到了穆青的老家杞縣，拉拉雜雜收集了一些材料，但收獲並不大，急得他火燒火燎，隻待一天就直奔長途汽車站。
一到汽車站，見有輛車子正要啟動，他趕緊跑了兩步，噌地就跳上去。他並不知道要往哪開，他想，反正是豫東的長途。
車子開出好一程，周原才問售票員。售票員很奇怪，問他：“你要到哪裏去？”周原反問道：“你這車到哪裏去？”售票員說：“蘭考。”周原就說：“蘭考就蘭考。”說得半車人都忍不住要笑。
於是，就在那顛簸的車廂裏，周原摸出一張空白介紹信，填上了“蘭考縣委”四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