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委辦公室副主任卓興隆將周原領到了劉俊生那兒，待周原說明自己的來意，劉俊生沒有寒暄，張口就說：“蘭考除‘三害’，咱們的縣委書記是累死的！”一語石破天驚。
周原急問：“咋累死的？”
“活活累死的！”周原的心被震了一下。“居然有為一方百姓累死的縣委書記？”他不大相信地又問，“誰？”“焦裕祿！”
盡管《河南日報》和新華社河南分社都宣傳過焦裕祿，周原卻是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他當記者也有些年頭了，還是被眼前的情景所打動：一個縣委普通幹事，談起一位已經過世的縣委書記，竟然聲淚俱下。
劉俊生哭著，說著，突然站起來，從立櫃上取下一把藤椅，“這就是焦書記常坐的。”
周原看不出這把破舊的藤椅有什麼特殊之處，不解地望著哭個不停的劉俊生。
劉俊生指著藤椅上的一處窟窿，硬著聲說道：“焦書記肝病發作時，就找件硬東西，一頭壓著肝部，一頭頂在右邊的椅靠上堅持工作，日子長了，就頂出了這個窟窿。”
椅靠上窟窿張著嘴，像在無聲地訴說著什麼。
“還有，”劉俊生又拉開立櫃的抽屜，取出打了補丁的一雙舊棉鞋和一雙破襪子。
他向周原介紹：他在整理過去的日記時，忽然想到焦裕祿曾穿過的那雙棉鞋和線襪，於是找到焦裕祿的愛人徐俊雅，經他這一提，徐俊雅就傷心地又要落淚，那鞋，那襪，已經是補得不能再補，她說老焦橫豎舍不得丟掉，反道：雖然破點，還能穿；咱是領導，不能特殊化。還要她補，她一氣，硬是不補。劉俊生忙問徐俊雅：“這東西都在哪？”徐俊雅說：“全扔了。”“扔哪了？”徐俊雅悲愴道：“看了難受，扔家後草窩去了。”他一聽，慌忙過去找，從荒草窩的汙泥濁水裏撈上來，洗淨，晾幹，就小心地收藏起來。
離開蘭考之前，周原信心百倍地囑咐劉俊生：“一個多好的縣委書記！等穆社長來了，你要好好介紹，爭取用最典型最生動的故事打動他！”
返回鄭州，周原的心情仍無法平靜，但同事卻兜頭給了他一盆冷水：他“發現”焦裕祿至少晚了半年！且不說《河南日報》已發過社論和專版，新華社有關電訊稿也早在4個多月之前就登在了《人民日報》上。
新聞最忌個“晚”字。這麼說，“焦裕祿”已失去了“新聞”價值，劉俊生還能打動穆青嗎？
穆青說，我被焦裕祿感動得要落淚
1965年4月17日，穆青到了蘭考，同行的還有周原、馮健等四位記者。彙報材料時，劉俊生想起周原要用“最典型最生動的故事打動穆青”的話，待心裏稍靜下來，便把平日焦裕祿最感動自己的那些事情，一樁樁，一件件，細細道來。
他說焦裕祿在大雪封門時的訪貧問苦，救災時舍不得吃群眾一口飯喝群眾一杯水及抱病查風口、奮不顧身帶頭蹚著齊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勢。
他說焦裕祿死後，蘭考的幾十萬老百姓自發地給焦裕祿燒紙，哭墳；說梁老莊梁俊才的瞎老婆子哭得死去活來；老韓陵70多歲的蕭位芬撲到墓上，手摳進墳頭黃土，呼天喊地地喚：回來呀回來，焦書記！高照頭的靳梅英老大娘大黑天摸進城，看見宣傳欄裏有老焦的照片，不走了，坐在馬路上，就傻傻地看著，那天，天上正落著雨……
說著，說著，就見穆青眼中一亮，兩行淚水潸然而下，“焦裕祿與人民的感情這麼深！”
他一下站起來，激動地在縣委會議室來回走著，好一陣，他才在一處停下來，肅穆地說：“我參加工作28年了，從沒哭過，卻被焦裕祿感動得忍不住要流淚。”
是啊，這幾年，多災多難：美國的經濟封鎖；蘇聯的背信棄義；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周邊的國際局勢也趨向緊張；再加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失誤，以及後來的“反右傾”和繼續“大躍進”的錯誤，原本希望快一些讓人民過上較好的日子，結果卻出現這樣令人痛心的事實：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工農業生產遭到極大破壞，許多地區的百姓因食物營養不良而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省份農村人口銳減，死於饑荒……
中國的老百姓，在這種極度的困難之中，之所以沒有起來鬧事，對共產黨堅信不疑，不正是因為有焦裕祿這樣一批共產黨人，與人民同甘苦，共患難嗎？正因為這批人贏得了民心，我們的黨才立於不敗之地！
現在，三年大饑饉的陰霾終於散淡，中國人的臉上開始有了幾分紅潤，但是，我們的黨和國家，多麼需要千千萬萬個焦裕祿式的好幹部，沒有私利，身先士卒，鞠躬盡瘁，帶領人民去戰勝困難，打開各項工作的新局麵啊！
於是穆青斷然決定：“原來的計劃不搞了，就寫蘭考，就寫焦裕祿！”
“重新報道焦裕祿！”他說，“像這樣的黨的好幹部不組織力量宣傳出去，是我們新聞工作者的失職！”
這一天，從張莊轉回來，才住下，穆青剛走到周原的房間，劈頭就是一句話：“立即寫！”
“就在這寫？”周原問。
在蘭考是沒法寫稿的，淚珠子抹不幹。穆青說：“去地區。”於是，在昔日“包黑子”（包拯）的“開封府”，穆青、馮健、周原三人，每人一間屋，各把一頭，寫通訊、配評論、趕社論，開始沒日沒夜地幹起來。
多年以後，人們談起穆青當年要稿子不要命的勁頭時，還開玩笑說：“‘穆老頭’，人家死了蓋黨旗，你死了我們從頭到腳給你蓋稿紙！”
這位38歲就走上新華社副社長領導崗位的穆青，那時風華正茂，激情如潮，幾天也不睡。他像個嚴厲的“監工”。一天，他走到周原的屋裏，拿起剛寫出的一頁稿紙，當看到“他心裏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這句話時，竟喜形於色，拍案叫好：“這樣的話多來兩句！”可是，當周原那1.2萬字的人物通訊初稿出來後，穆青看了，卻直搖頭。因為，悲而不壯，淚太多了。
穆青說：“不能把焦裕祿簡單地寫成一部‘好人好事錄’。要高瞻遠矚地提煉出能夠反映時代特征的主題，並以這個高度來表現焦裕祿的革命精神和思想風貌，這是決定這篇人物通訊成敗、優劣的關鍵。”
穆青決定親自動手大改。他夜以繼日地工作，為推敲一句話或一個標點，常常同馮健爭得麵紅耳赤。一直改到了第九稿。第九稿除基本素材外，周原初稿上隻字未動的，就剩下一句：“他心裏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
稿子送了上去，抓宣傳的中央領導看了很滿意。
這一天，劉俊生突然接到新華社河南分社社長朱波和周原打來的電話，告訴他：“中央決定要把焦裕祿作為縣委書記的典型，像宣傳雷鋒、王傑一樣，不惜版麵，不惜時間，大張旗鼓，雷厲風行，這將在全國引起很大震動。請你辦妥兩件事：一、給縣委、地委彙報一下，蘭考和開封學習焦裕祿要先走一步，不然，到時被動；二、你把焦裕祿的有關遺物和照片迅速送到分社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