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天瑜主創新作《辛亥首義史》賞析
書屋品茗
作者：裴高才
辛卯清明，珞珈山麓，櫻花與書香並芳。由著名史學家馮天瑜主創，學者張篤勤協助的《辛亥首義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版）巨著，於馮天瑜七十華誕之際繡梓。這部洋洋六十多萬言、七百餘幅曆史圖片的百年巨獻，廣征博引，左圖右史。首次提出了“城市起義”說，並運用“時段理論”、“曆史合力論”駕馭全篇，對切關宏旨的細節進行精密考證，學術創獲頗多，是辛亥史研究綻放的一朵奇葩。
“城市起義”說
1911年仲秋，於湖廣都會武昌爆發的新軍暴動，並非清末首次發生的反清武裝起義。自1895年10月孫中山領導第一次廣州起義以來，興中會、光複會及後來的同盟會，陸續發動了十多次反清武裝暴動，其中1911年4月27日黃興、趙聲領導的廣州黃花崗起義影響較大。那麼，為何惟獨武昌起義被孫中山等辛亥革命領袖以及曆史學家稱為“辛亥首義”？對此，《辛亥首義史》首先在導論中列舉多方麵證據進行了集中論述，指出武昌起義“首次舉義成功”，並引發全國響應；沿襲二百六十七年的清王朝及兩千餘年的專製帝製之傾覆成為定局；它發生在近代文明及近代人群聚集的大都會，是一次大規模的近代城市起義，以湖北軍政府建立和《鄂州約法》頒布，昭示了近代意義的政治模樣。
縱觀“武昌首義”的稱謂，最早來自孫中山以及當時的革命黨人。這些有理有據的結論，不單答複了為何稱“辛亥首義”的疑問，而且也道出了取名《辛亥首義史》的命意所在。
舉凡提到辛亥首義前湖北革命組織活動，過去的有關著作多將1904年7月正式成立的科學補習所為開端。而馮先生經過周密考證，專設“武昌花園山聚會”一節，係統介紹1903年5月武昌花園山聚會的緣起及革命活動，指出由吳祿貞發起主持的武昌花園山秘密聚會，雖然沒有正式名稱，但實際上是湖北革命團體的源頭，運動新軍，實行“抬營主義”（成建製地爭取新軍革命），就是在花園山聚會明確提出，並開始付諸實施的。
在隨後的七八年間，湖北革命黨人從科學補習所、日知會、同盟會湖北分會、群治學社、振武學社、文學社與共進會等革命組織，前仆後繼，以接力的方式，持續實行“抬營主義”，運動軍隊，直至使湖北新軍有三分之一的革命黨人，三分之一受其影響，武昌首義一舉成功決非偶然。
回顧武昌首義前的十餘年多次反清暴動，多為黨人在華僑社會及外國友人處籌集資金、武器，編組敢死隊，對邊境地區（廣東、廣西、雲南）清方軍政機關展開外科手術式的突擊，或是依靠會黨或小股新軍之力在內地（江西、湖南、安徽）起事。然而起義者與當地社會並無多少聯係，勢單力薄，星星之火皆被清方迅速撲滅。相形之下，湖北革命黨人秉承“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豪邁楚風，以天下國家為己任，以“亡清必楚”的雄心，依托於特定的曆史條件和紮實的準備工作：武漢擁有近代工商業、近代文教、近代交通、近代傳媒和近代軍隊彙合成的近代文明基礎，又與起事城市各階層聯係廣泛，最重要的是，革命黨人實行“抬營主義”，爭取了成建製的新軍，並在軍中建立完整的組織係統，這一切皆非前此多次反清暴動所可比擬，故雖然起事倉促，卻大體能遵循既定方略運行。
當10月10日傍晚打響舉義的第一槍，城防諸營紛紛響應，經一夜八小時鏖戰，一舉奪取中心城市——湖廣都會武昌，首次升起了九角十八星旗。悠悠中華，從此掀開了曆史的新紀元。
“辛亥首義”的全新意義在於：秦漢以來的多次農民起義及貴胄奪權，皆取鄉村暴動或宮廷政變形式，以改朝換代為目標，新的王者黃袍加身，國體、政體卻全無變更，君主專製一仍其舊；而武昌的新軍起義，發生在近代文明（機器工業、鐵路樞紐、航運中心、近代文教、洋操軍隊、新式傳媒）及近代人群（工商資本家、產業工人和手工業者、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新軍官兵）聚集的大都會，是一次大規模的近代城市起義，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民主政權於斯建立，各省紛起景從響應，正所謂“武漢義旗天下應，推翻專製共和興”。
武昌首義作為中國第一次成功的“城市起義”載入史冊，昭顯了近代城市文明的偉力。
馮天瑜先生曾在《（封建）考論》一書中，力駁泛化封建觀，反對“封建”一詞的濫用，認為中國秦漢至明清是宗法專製社會，政治體製是君主專製。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長期以來凡提到辛亥革命的曆史功績，其他的史書習慣稱之為“推翻清朝封建統治、結束兩千年封建帝製”，而《辛亥首義史》則改稱為“推翻清朝君主專製統治、結束兩千年專製帝製”。這些提法，與孫中山等辛亥人士的論說相應，符合曆史本真。
宏闊的學術視野
通覽《辛亥首義史》，用大張大合的筆法，在對武昌首義的醞釀、發動過程詳細記述的同時，將外界對武昌首義的聯係及反應，包括湖北各州縣、全國各省市對武昌首義的應援，清政府的應對措施及遇到的各種問題，立憲派及漢族官僚的態度，在華列強對武昌首義及民清雙方的態度，都設有專門章節作了交代。該書之所以如此，不光是出於寫作上的設局謀篇，而是源於更深層的曆史觀。
（一）曆史合力論。辛亥首義並非天外來客，也不是聖賢的一動之念或陰謀家挑動的結果，而是近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得到相當積澱的產物，是曆史運動中不可或缺的關鍵環節，標示了奔往現代文明的不可逆轉的去向。但曆史的發展不是由一種力量推動的單向、直線式進程，而是如同恩格斯所說，是由“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產生出的“合力”作用的結果。辛亥首義當然是同盟會及其下屬地區性團體共進會、文學社組織領導的，然而，辛亥首義爆發以及之後的走勢，又決非單由革命黨人所左右。通觀辛亥首義及其演進與終局，是革命黨人與立憲派、從清朝離析出來的漢官、袁世凱集團、清廷滿洲親貴、西方列強等幾種力量相互博弈的產物，背後更受國內、國際局勢所左右。湖北軍政府的建立及運行，充滿革命黨人與湯化龍等立憲派、黎元洪等原軍政官員彼此互動、角力的故事；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南北議和，及讓權於袁世凱，更是全國範圍內多種勢力較量、組合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