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陳獨秀的不同之處
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
作者：張家康
李澤厚先生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中說，陳獨秀之所以在政治上不能成功，就在於“他遠遠缺乏與中國社會極其複雜的各個階級、階層打交道的豐富經驗，也缺乏中國政治需要的靈活性極強的各式策略和權術，更缺乏具有人身依附特征的實力基礎（如軍隊、幹部）”；他又“忽視了農民作為中國革命主力的地位（所以反對蘇區和紅軍）”，這是他“注定要失敗”的主要原因。毛澤東作為陳獨秀的後起之秀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他擁有陳獨秀之缺乏並重視陳獨秀之忽視，而這恰恰就是毛澤東與陳獨秀在本質上的不同之處。
家境·秉性
陳獨秀長毛澤東14歲，當陳獨秀創辦《新青年》蜚聲上海時，毛澤東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這位被楊昌濟先生稱之為“資質俊秀”“殊為難得”的師範生，與陳獨秀一樣，對政治特別感興趣。曆史的風雲際會，將他們先後推至中國革命的前台，可他們給中國革命帶來的影響，卻是“可憐鷓鴣飛，飛向樹南枝，南枝日照暖，北枝霜露滋”。這種判若雲泥的結局，細究起來，個人的秉性風格不能不起一定作用，而這又與他們的出身即家境密不可分。
陳獨秀不滿兩周歲的時候，父親便被瘟疫奪去生命，40年後，這位名滿華夏的新派領袖自稱是“沒有父親的孩子”。母親對他的個性影響極大。她對兒子的唯一要求“是考科舉，起碼也要中個舉人，替父親爭氣”。母親雖沒讀過什麼書，卻比較開明，從不拿“忠孝節義”的道德說教來束縛和規範自己的孩子。他說自己的母親很能幹，本質上又是個“往往優容奸惡，缺乏嚴肅堅決的態度”的老好人。他說：
有人稱讚我嫉惡如仇，有人批評我性情暴躁，其實我性情暴躁則有之，嫉惡如仇則不盡然，在這方麵，我和我的母親同樣缺乏嚴肅堅決的態度，有時簡直是優容奸惡，因此誤過多少大事，上過多少惡當，至今雖然深知之，還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於政治上不嚴肅，不堅決，而母親的性格之遺傳，也有影響罷。
陳獨秀5歲時過繼給叔父陳衍庶，嗣父是個舉人，曾在東北的很多地方做過官，少年陳獨秀曾隨嗣父去過東北，親眼目睹沙俄士兵隨意殺人、奸淫婦女的暴行。這慘烈的一幕幕，對他刺激極深，每每“思之當一大痛哭”，他為國人“隻爭生死，不爭榮辱，但求偷生苟活於世上，滅國為奴皆甘心受之”而感到羞辱，誓言“我等在全國中雖居少數之少數，亦必盡力將國事擔任起來”。這種壯烈的民族情懷，貫穿了他的一生。
與陳獨秀不同的是，毛澤東出生在閉塞的韶山衝。父親是地地道道的農民，勤勞節儉，精明能幹，正是由於他的治家和經營，毛家才由貧農到中農，後又成為富農，在貧困的韶山衝可算是殷實之家了。父親對他要求不高，隻要能識字打算盤，如果還能幫他打打官司，就一定能在韶山衝立住腳，成為有頭有臉的人了。
毛澤東9歲才開始讀書，雖說書是讀得晚了些，可他悟性好，記憶力強，舊時讀書人必備的口誦心解、默寫背誦的功夫，對於他來說一點也不難。這些爛熟於胸的經書古籍，雖不是他的所喜所好，卻也使他受益終身，成年後的演說和文章，隻要是引經據典，他都能信手拈來，運用自如。
毛澤東早就對枯燥乏味的經書古籍失去興趣，反之則對被稱之為異類的閑書、雜書特別喜愛，如《水滸傳》《西遊記》和《三國演義》等。少年毛澤東讀書時就愛思考，他發現一個很多人都忽略的問題，那就是“這些小說有個特別之處就是裏麵沒有種地的農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員或者文人學士，沒有農民當主角”。在重溫這些小說內容後，他終於明白，“我發現它們全都頌揚武士，頌揚人民的統治者，而這些人是不必種地的，因為他們擁有並控製土地，並且顯然是迫使農民替他們耕作的”。
辛亥革命的前一年，長沙發生饑民暴動，官府實行殘酷鎮壓，暴動者的頭顱高掛在長沙城南門外示眾。這一事件轟動整個湖南，時在韶山東茅塘讀書的毛澤東，對此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僅沒有采取“旁觀者”的態度，而且把這件事當做自己的事，“我覺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些像我自己家裏人那樣的普通人，對於他們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
陳獨秀顯然沒有這麼近距離接觸農民，在這個年齡段裏，他在大哥的督導下，整天埋在經史子集裏，以預備科舉考試。18歲那年，為了“母親的心願”，陳獨秀隨大哥到南京參加江南鄉試。一路進京科考的經曆，給他刺激極大，科舉製度的腐朽與黑暗，使他最終與科舉決絕。由南京回安慶後，陳獨秀撰寫了《揚子江形勢論略》等文，向清政府提出長江防務的方案。他的這些文章仍然主張依靠皇帝進行改革，以達到富國強兵、抵禦外侮的目的。
毛澤東13歲就和家中的雇工一樣，在田地裏勞動，晚上回到家中，還要在昏暗的油燈下給父親記賬。父親見不得他一邊勞動一邊讀書的樣子，一次，父親當著許多客人的麵，罵他是懶而無用。毛澤東早就蓄積在心中的怨恨一下子爆發了出來，他當眾與父親頂了起來，並抬腳離開了家門，揚言要離開這個家。父親叫著罵著追了上來。毛澤東一路跑著，來到一個池塘邊站著，對氣喘籲籲的父親說：“你要再走近一步，我就跳到池塘裏。”父親膽怯了，再也不向前追趕並答應再也不打罵。毛澤東後來從這件事中得出結論：“當我用公開反抗的辦法來保衛自己的權利的時候，我父親就軟了下來；可是如果我保持溫順的態度，他隻會更多地打罵我。”
毛澤東不願困守在韶山衝，他要走出去獨闖天下，但他知道父親決不會同意，而要讓父親放行，再用硬碰硬的方法，顯然是行不通的。聰明的毛澤東找來八舅文玉清、堂叔毛麓鍾和表哥王季範，這些人在鄉間很有聲望。父親在他們的勸說下，終於同意他去湘鄉東山小學堂讀書。1910年秋，17歲的毛澤東背著簡易的行囊，邁著堅實的步伐，走出了韶山衝。
陳獨秀自小就缺乏這種圓融變通的心計，兒時為了背書，不知挨了祖父多少板子，年邁的祖父就想聽到孫兒的求饒聲，可他偏偏不，手打腫了，屁股打紅了，心疼的母親在一旁暗暗垂淚，可是他卻咬緊牙關，一聲不哭、一聲不吭。憤怒的祖父氣得怒目切齒：“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凶惡強盜。”這種倔強剛烈的性格，以及一條道走到底的偏執精神，似乎伴隨著陳獨秀的一生，使他為此吃了不少的苦頭。
迂腐·遠見
魯迅在《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中說過這樣的話：“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汙穢和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現實的事，需要各種卑賤的、麻煩的工作，決不如詩人那般浪漫。”書生領袖陳獨秀恰恰沒有正視到革命中的“汙穢和血”，對那些革命中應該做的“卑賤的、麻煩的工作”，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況且，他基本屬於陽光型的人物，仍如魯迅所評價他的那樣，是個“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的人。這種性格用於同誌，自是肝膽相照，而用於心懷叵測的人，用於特殊複雜的環境之中，恐怕就另當別論了。
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開山領袖，第一次國共合作正是他麵臨的最“現實的事”，兩個本就性質不一的政黨聯合到一起，免不了會有這樣那樣的矛盾與衝突，而他所缺乏的就是應對這種局麵的氣魄和手腕。國共實行黨內合作，中共為防止被國民黨所溶化而建立黨團，遭到了國民黨右派的極力反對，作為中共領袖的陳獨秀本應責無旁貸地給以回擊，可他卻書卷氣太重，反而以推己及人的雅量為對方設身處地地思慮。據張國燾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