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風運動中的周恩來
偉人風采
作者：劉明鋼
1942年的延安整風運動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也是具有深遠意義的思想解放運動。在整風運動中，周恩來科學總結經驗，嚴於解剖自己，顧全大局，相忍為黨，對整風運動作出很大貢獻，並為後人樹立了一座不需雕琢的曆史豐碑。
“毛澤東同誌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
1943年7月16日，周恩來偕夫人鄧穎超從西安抵達延安。當他們又看到那一層又一層的黃土高坡、一排又一排的窯洞，看到那高聳入雲的寶塔山、輝映著朝陽的延河水，眼睛濕潤了。周恩來對延安有一種特殊的眷戀，他們在延安居住的窯洞，被鄧穎超稱為婚後的“第一個家”。
3年前，周恩來離開延安去重慶與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同時擔任中共南方局書記。就像當年的諸葛亮住在孫權的政治中心一樣，他遠離中央，身居虎穴，一舉一動都在特務密探的嚴密監視之中，但他鎮定自若，泰然處之。如今，終於回到了朝思暮想、魂牽夢繞的延安，一種回家的感覺油然升起。
從醉生夢死、黑暗腐敗的國統區回到艱苦卓絕、朝氣蓬勃的延安，周恩來感到分外興奮，也更強烈地感受到中國共產黨取得的進步。8月2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辦公廳舉行的歡迎會上發表演說，他說：“我這3年在外，做的事情實在太少了，可是在這3年中間，國際的國內的變化，我們黨的進步，卻特別的多，特別的大，我們在外邊也看得格外分明。”
經過這些年的實踐檢驗，他對毛澤東的領導心悅誠服，他熱情洋溢地說：
“有了毛澤東同誌的領導和指示，在這3年來許多緊急時機，許多重要關鍵上，保證了我們黨絲毫沒有迷失了方向，沒有走錯了道路。沒有比這3年來事變的發展再明白的了。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誌領導或其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地證明其為錯誤了。我們黨的22年的曆史證明：毛澤東同誌的意見，是貫穿著整個黨的曆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同誌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毛澤東同誌的路線，就是中國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
周恩來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內有著很高權威的領導人。他的這個講話自然在黨內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周恩來回到延安的時候，正趕上“搶救運動”的高潮。
當時，中共中央對敵情估計得過於嚴重，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總學委會副主任、中央社會部部長和情報部部長的康生更起了十分惡劣的作用，他使審幹運動離開了正常的軌道。7月15日，康生在中直機關的幹部大會上，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把緊張的審幹運動推向了頂點——“搶救失足者運動”。
康生還在陝北公學作報告說：“你們麻木不仁，說延安不會有特務，現在證明了，你們要多少？1個排？1個連？1個旅都夠了。”這個報告後來被印成文件發往各單位、各根據地，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搶救運動”一時間“戰果輝煌”。在延安，僅僅半個月就挖出了所謂“特嫌分子”1400多人。被“搶救”的重點，主要是來自國民黨統治區的黨員、曾被國民黨逮捕監禁過的黨員、外來的知識分子幹部。有的縣外來的知識分子幹部，幾乎全被打成“特務”。比如，子長縣39個外來知識分子幹部，有37個被打成“特務”，並被指為了組成“國民黨縣黨部”。許多重要的領導幹部也被“搶救”，如陶鑄、孔原、錢瑛等。河南、四川、甘肅、浙江、湖北、貴州等十多個省的地下黨被打成“紅旗黨”，許多幹部惶惶不可終日。
這些省的地下黨組織都是由周恩來領導的。“搶救運動”造成的緊張氣氛，使剛剛回到延安的周恩來處境相當困難。但是，他對審幹工作一直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當陝甘寧邊區政府整風運動負責人李維漢問他：“這（指所謂的“紅旗黨”的問題）是怎麼回事？”周恩來明確地回答：“正在清理，沒這回事。”
科學總結曆史經驗，深刻檢討自己錯誤
周恩來這次回延安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參加正在深入開展的整風運動。
周恩來參加整風，並不是這時才開始的。1941年9月，根據中共中央書記處作出的決議，周恩來領導了國民黨統治區的南方局高級學習組的整風學習。不過，在重慶那種險惡的環境下，加上工作繁忙和資料缺乏，使他難以集中時間，係統地整理自己的認識。
回延安後，有了這種可能。
1943年8月底，周恩來參加了高級幹部的學習。為了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總結曆史經驗教訓，分清路線是非，特別是對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初期的經驗教訓進行總結，他在學習文件，參加中央會議的同時，閱讀了大量的曆史資料，寫了4篇5萬多字的學習筆記。
前3篇筆記的內容分別是：關於共產國際的指示及反立三路線的研究、關於新立三路線的研究、關於四中全會決議和1931年8月共產國際主席團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的研究。第四篇筆記是閱讀了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後寫的，著重說明在第三次“左”傾錯誤中教條主義所以能在中央取得統治地位，同犯有經驗主義錯誤的同誌受其披著“馬列主義理論”外衣的迷惑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