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長論短
作者：周旭東
一
唐太宗李世民與清世宗雍正都是中國曆史上響當當的皇帝，前者在位二十三年，後者在位十三年，兩人雖然都不是開國皇帝，但都勤於政務，銳意進取，頗有政績。在史學家的眼中，雖然雍正的汙點較之李世民要多一些，但兩人基本上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人物。不同於專家的是，兩人在民間的大眾形象則相去甚遠。李世民的形象基本上是英明神武、睿智聰明、從諫如流的單一正麵形象，而雍正的形象則相對複雜得多。在有的時候，他是英明神武、睿智聰明、從諫如流的，在有的時候，他則是剛愎自用、殘忍寡恩、嗜殺成性的。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偏差呢？
二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的第二位皇帝，其父李淵是開國皇帝，號唐高祖。隋末楊玄感起義後，天下大亂，政權林立。要在群雄中建立霸業，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李淵能夠統一天下，除自身努力外，尤以嫡長子李建成和次子李世民、四子李元吉出力最多。天下初定，按照嫡長子繼承製，李建成被立為太子，坐鎮東宮，開始了他的皇儲生涯。李元吉追隨李建成，形成東宮集團。憑心而論，李建成雖然在打天下的過程中也多有出力，但功績和李世民比起來，確實要遜上一籌。也正因此，嫡長子繼承製的習慣法才和實力政治之間發生了衝突。在兩人都不肯讓步的情況下，更大的衝突就產生了。目前的史料基本情況是，李建成先欲除李世民不成，李世民抓了李建成的把柄，欲意反擊，實行正當防衛。在雙方數次過招之後，作為衝突的總爆發，是曆史上著名的“玄武門之變”。通過“玄武門之變”，李世民殺死李建成、李元吉，迫使三世國公的李淵升位為太上皇，自己成功上台。
殺死建成、元吉後，李世民並不過癮，為了斬草除根，開始了果斷的殺戮行為。《新唐書》記載建成“子承宗為太原王，早卒；承道安陸王，承德河東王，承訓武安王，承明汝南王，承義巨鹿王，皆坐誅”。元吉“子承業為梁郡王，承鸞漁陽王，承獎普安王，承裕江夏王，承度義陽王，並伏誅”。至此，東宮集團有反抗能力的人基本上被斬盡殺絕。在李世民坐穩了江山之後，曾有過一係列的追封行為，還將建成依禮改葬，《舊唐書》說“葬日，太宗於宜秋門哭之甚哀”，李世民哭的水平一點也不遜於皇叔劉備。政治鬥爭本來就是殘酷的，世人雜入太多家長裏短的道德評價本無太大必要。曆史的事實是，通過一係列的殺戮，東宮集團已在曆史上消失了。成王敗寇，李世民對曆史的粉飾多少讓東宮集團在道德上背負了太多罪有應得的邏輯。
無論上台多麼的血腥，李世民都是一個雄才大略的皇帝。對於建成、元吉的殺與不殺，在事實已經成形的情況下，已不具備多少討論的價值。上台後的李世民可能很在意後人對“玄武門之變”等事件的評價。把握了話語權，就想讓後人按照自己對曆史的理解來理解曆史。
《新唐書·列傳三十》在記載名臣褚遂良的傳記中說：
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群小，有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
李世民拐彎抹角，是想從褚遂良那裏要到曆史對他的評價的最原始的資料，無奈褚遂良以一史家的的責任與正直，正麵回應了李世民的渴求。
褚遂良的回答和表現顯然不能讓李世民滿意，貞觀十七年，李世民舊話重提，《資治通鑒》卷第一百九十七記載說：
初，上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為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玄之後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觀，蓋為此也。”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癸巳，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即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