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式的愛（三）
梁衡專欄·回歸常識
作者：梁衡
周恩來的一個重要武器是尊重別人，在人心深處找共同點，不管什麼人真誠相待。
仁愛是講人心的主觀出發點，是“善根”；犧牲是講處理個人與外部世界關係時的態度，是一種無私的境界；包容則是對愛心和犧牲精神的實踐檢驗，是具體行動。當仁愛之心和犧牲精神變成一種寬大包容時自然就感化萬物，用兵則不戰而屈人之兵，施政則無為而治，為人則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不肯寬容別人，無法共事；不能包容不同意見、不同派別就不能成大事。包容精神既是政治素質也是人品素養，是普世價值。
周恩來的包容集中體現在如何對待反對過自己的人，甚至是曾經的敵人。20世紀30年代初，國共兩黨在第一次合作失敗後鬥得你死我活。周恩來是中共“特科”的負責人專門對付國民黨特務，張衝是國民黨的特務頭子，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中統”前身）總幹事，兩人曾經是死對頭。張成功策劃了“伍豪事件”，在報上造謠周恩來已叛變，給周恩來的工作造成極大被動。西安事變後，為了民族存亡國共二次合作，周、張各為雙方談判代表，周恩來竭誠相待，兩人遂成好友。抗戰還未成功張病逝，周提議為張的追悼會捐3萬元，親自前往哀悼並致送挽聯：“安危誰與共，風雨憶同舟”，並發表講演，語不成聲，滿座為之動容。他在報上撰文說：“先生與我並非無黨無見，唯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黨見，非私見私利可比，故無事不可談通，無問題不可解決。先生與我各以此為信，亦以此互信。”這事在國民黨上層的影響如同爆了一顆炸彈。後來他對張的兩個子女又盡心關照。當時的重慶特務如林，周的一舉一動都在監視之中，隨時有生命危險。而周恩來卻以一顆真誠的心平靜地廣交朋友，編織了一張正義的大網，反過來彌蓋整個重慶，戴笠也無可奈何。周代表共產黨在重慶協調各方組織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他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各方人士靈魂深處的良知，終形成團結互愛的統戰大局。一次中共一位工作人員住院急需輸血，醫院裏自動排起獻血長隊，排在最前麵的是美國代表處的一位武官。共產黨的一個重要武器是統一戰線，不管多少派別，在政治上找共同點；周恩來的一個重要武器是尊重別人，在人心深處找共同點，不管什麼人真誠相待。中美建交時尼克鬆來訪，在參觀十三陵時，當地官員找了一些孩子穿著漂亮的衣服在現場點綴，美國記者認為造假。周恩來對尼克鬆說：“你們指出這一點是對的，我們不願文過飾非，已批評了當事人。”尼克鬆後來評價說：“他待人很謙虛，但沉著堅定。他優雅的舉止，直率而從容的姿態，都顯示出巨大的魅力和泰然自若的風度。在個人交往和政治關係中，他忠實地遵循著中國人古老的信條：絕不傷人情麵。”此時，周恩來手中的武器並不是黨綱、政見、共產主義學說等，而是傳統道德和個人魅力，是與人為善的赤誠之心這些普世認同的價值觀。
但是，最能體現周恩來包容精神的還是他處理黨內的高層關係。中國共產黨誕生於複雜的曆史環境中，又經曆了漫長的艱苦曆程，黨內高層人員文化背景複雜，有工人、中小知識分子、教授學者、留洋人員、舊軍人，出身不同、性格各異。半個多世紀以來能將這樣一個黨團結在一起，某種意義上，一靠毛澤東思想，二靠周恩來的人格。
“宰相肚裏能撐船”，無論建國前後，無論在黨在政，無論在哪一朝書記任內，周恩來都是處在“相位”，不是一把手勝似一把手，關係全局。長征中周恩來說服博古請毛出來工作，又把紅軍總政委一職讓給張國燾，保住紅軍和黨不分裂。轉戰陝北時中央機關組成昆侖縱隊被敵包圍，任弼時是司令，周恩來是政委，毛要向西，任要向東。任說我是司令聽我的，毛說我是主席先撤了你這個司令，吵得不可開交。周恩來協調，先北再西，化解了危機。解放後因經濟思想產生分岐，毛很任性，甚至威脅要重上井岡山，周恩來主動讓步，逢會就檢討並願意辭職，又避免了一次分裂。文革中周恩來更是礙著毛的麵子，受盡林彪和江青的氣，但仍出來獨撐危局。對外，他勇於承擔責任，一次次地出麵做紅衛兵及各派的工作。周恩來還親自出麵請被衝擊、迫害的外國專家、家屬吃飯，並賠禮道歉。
一部黨史很有意思，毛澤東用了周恩來的才幹；周恩來包容了毛澤東的缺陷。寬容是一種博大的胸懷，清澈見底，容納萬物，它使仇者和，錯者悔，嗔者平，忌者靜，使任何人都不可能有不接受的理由。（責任編輯/吳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