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由陳伯達起草會議《紀要》，題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全文共17條，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批“照發”。12月28日，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這個《紀要》。
《紀要》印發後，會議繼續進行。12月28日，毛澤東在會上講話，他從1962年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講起，說那個時候單幹風刮得很厲害，鄧子恢就是一個。我講了形勢、階級、階級鬥爭以後，情況就變了。他舉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國共產黨黨章》兩本小冊子，嚴肅地說：《憲法》、《黨章》都是我們自己通過的，為什麼自己又不遵守？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算的話，有沒有言論自由？準不準許我們和你們講幾句話？我這個黨員能不能參加你們的會議？毛澤東的這些話是有所指的。因為在一次會議上毛在劉講話時插話，曾被劉無意中打斷；在這次工作會議之前，鄧小平考慮到這是一次例行的工作會議，曾對毛澤東說，你也可以不參加這次會議。
1965年1月3日晚，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又不指名地批評劉少奇，說“四清”工作隊1萬多人集中在一個縣“搞人海戰術”，工作隊學習文件40天不進村，是“煩瑣哲學”，反人家右傾實際自己右傾。不依靠群眾，搞神秘化紮根串連，結果運動冷冷清清。1月8日，毛澤東在《紀要》中加寫了一段話：“所謂四清四不清，過去曆史上什麼社會也能用；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麼黨派也能用；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最後《紀要》形成23條，1月14日正式發出，這就是那個在當時家喻戶曉的《二十三條》。
毛、劉關係出現裂痕，還可以追溯到1959年廬山會議。廬山會議原本是反“左”，彭德懷的信印發以後，突然變成反右。對此劉並不讚成；1962年七千人大會，劉說，產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發生的缺點和錯誤，首先要負責的是中央。顯然，劉的這番話毛是難以接受的。1962年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指責鄧子恢主張包產到戶，同時不指名地批評劉少奇沒有頂住“單幹風”，思想右傾。1964年底毛、劉終於在“四清”運動性質問題上爆發了正麵衝突。1965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談話時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線，就可以造反嘛！過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國際，迷信中央。現在你們要注意，不管誰講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確的，你們可以不執行。毛澤東講的中央出修正主義，指的就是劉少奇。可以說，從那時起，毛澤東已經公開號召全黨向劉少奇造反了。
(摘自《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