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敘事
作者：白 丁
西方風俗以詢問女士芳齡為失禮，而中國官場以打探“真年”為禁忌，恰能相映成趣。與靠好爸爸做官者大多虛增年齡的做法相反，通過科舉得官者有不少人自減年齡。就連《儒林外史》中的那個“忠厚人”範進都一減就是24年，那些滑頭滑腦的人該減多少？
漢朝察舉腐敗催生官員年輕化
年齡成為問題的由來，始於察舉的腐敗。所謂察舉，就是州郡每年要向中央推薦人才的選官製度。常規的推薦科目主要是孝廉和秀才，並稱入仕正途，好比後世進士登第。誰能料到，法久弊生，把持察舉大權的特權階層玩起了壟斷仕途的潛規則：你在甲州提拔我的子弟，我在乙州薦舉你的子弟，等到被舉者也當上握有察舉權的郡守後，再薦舉當初舉我者的子弟……漢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長水校尉樊倏上書反映這個問題：“現在郡國舉孝廉，都舉那些能夠有所回報的年輕人，至於那些有名望有學問的年長者，大多數都無人問津。”說明在這個宗師自主選才、門生循環相報的過程中，孝廉的整體年輕化趨向也愈加明顯起來。
但是這種年輕化不僅僅使察舉喪失了選賢納士的本義，對改善吏治也無益可言，所以到了漢順帝時，有尚書令左雄上書說：“郡國每年舉孝廉，都是馬上就要授職施政、教化民眾的，應該選取那些老成可用之人。孔子稱：‘四十不惑’；《禮記》稱：‘四十曰強，而仕。’請從現在起規定：年齡不滿四十，不得察舉。”這個建議很快就被期望中興的順帝采納，陽嘉元年(公元132年)冬11月，他“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但是對於那些有特殊才幹的，才華如同顏回、子奇之人，可以不拘年齡。這道詔令，很可能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把儒家的“四十強仕”思想落實為法定製度，後人稱作“陽嘉新製”。
唐朝是怎麼選拔後備幹部的
唐代曆時近300年，好像沒有製定過一個一以貫之並且能適應各種“出身”的做官年齡標準，但是據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6月頒發的一個有關改革人事製度的文件所敘，在此以前的大體情況是：“凡人三十始可出身，四十乃得從事。”
走科舉一途者，20多歲即獲“出身”是令人羨慕的，30歲左右“始可出身”則是通常情況。所謂“出身”，就是做官資格。想要真正走上仕途，還得經過吏部主持的考試，還要“守選”，就是等待分配工作。這一段時間，等上三五年甚至七八年都很正常。柳宗元21歲登第，正式授官時已26歲；韓愈25歲登第，正式授官時已35歲。如果在此期間發生祖父母、父母去世的喪事，還必須在家守喪，於是從及第到始任官職的間距還要拉長。因此可知，30歲獲得做官資格的人，到40歲才能登堂上任，即當上正式的國家幹部，才是尋常現象。
再好的製度都比不上一個好爸爸
所謂蔭敘，就是特許皇親、勳貴和中高級官員的子孫憑門第血統獲得出身。但是從辦理蔭敘手續到正式得到任官資格，都要經過規定途徑和時間的曆練。不過拿科舉與蔭敘作比較，雖然都是“三十始可出身”，但蔭敘是有“爸爸加製度”作保障的，科舉卻是千軍萬馬一條道的博殺。以著名的邊塞詩人高適為例，舉有道科及第，50歲才當上了副縣級的縣尉。還有《秦婦吟》的作者韋莊，直到59歲才進士及第，官拜校書郎。孫國棟先生曾依據大量文獻資料作綜合研究，發現一個唐代官員從入仕到升為從五品郎中，躋身高官行列，平均曆時約15年左右。倘若有幸生在一個六品之家，哪怕是20歲補齋郎，30歲得出身，40歲授官職，官場上廝混“得法”，混到59歲，說不準也混到一個從五品高幹了。對比韋莊59歲剛站在起跑線上，真讓人羨慕通五經不如有個好父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