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寬帶
作者：吳 鉤
在清代，監獄的非正常死亡是非常嚴重的，當時這叫做“庾斃”，即在監獄裏病死了。曾經當過四川按察使(主管政法的副省長)的清人張集馨在其自撰年譜上說：“前此通省庾斃者，每年不下一二千人。”一個省每年非正常死亡的在押人員，竟然高達一兩千人！
之所以有這種超高的致死率，直接原因是清代監獄的生存條件高度惡化，犯人受到非人對待，但歸根到底，弊根則在於當時監獄管理者的權力惡性膨脹。
當時看守監犯的叫做“禁卒”、“胥卒”，顧名思義，這不是“官”，而是社會地位非常低下的差役。照理說，他們並無多大的權力。然而，監獄之內，天昏地暗，潛規則橫行，隱權力暗生，獄吏如刀俎，監犯如魚肉。獄吏的舉手之力，可以決定監犯的禍福乃至生死。借用清人的話來說：“人命可出可入，訟獄可上可下，盜賊可拘可縱。”總之他們可以用來“威福”的隱權力極大。
進“老監”還是“現監”，要靠 “權力贖金”決定
清代的文學家、桐城派祖師爺方苞曾在康熙五十一年三月(1712年)，因為受一起文字獄的牽連，被關進了刑部大牢。獄中禁卒為所欲為、魚肉在押人員的醜惡現象給方苞留下深刻印象，出獄後，他寫了一篇《獄中雜記》，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清代監獄刀俎格局的窗口。
方苞說，他在牢中，看到“死而由竇出者日三四人”，每天都有三四個“庾斃”的犯人被從牆洞裏抬出去。方苞到底是讀書人，不知江湖險惡，所以覺得不可思議。同獄中有一位姓杜的監友，原是洪洞縣的知縣，他告訴方苞：“這是瘟疫發作了。現在氣候順正，死者尚稀，往年這時候，每日也有病死數十人的。”
杜知縣說，你看這刑部大牢有四所老監，每所老監有五個牢房，禁卒住在中間一間，牆有窗戶，屋頂也開了天窗，可以透氣通風，住著就比較舒坦；其餘四間，則不開窗戶，經常關著兩百多號犯人，落鎖之後，犯人便溺、飲食、睡覺，全在裏麵。加之冬天時，貧苦的犯人席地而臥，到了春季，地氣變化，很少有不生病的。而且監獄夜裏又不開鎖，常常人死了，活人還得跟他擠在一塊睡，所以受瘟疫傳染的人很多。
除了上述四所老監，刑部大牢裏還有五間板屋，生活條件相對“人道”一點，叫做“現監”，即臨時羈押所的意思。按舊典，這是用來關押犯事官員、輕罪犯人及涉案證人的。但是現在，犯下重罪的大盜，反倒住進現監，罪輕的窮人，則關入老監受罪。與方苞同案的朱翁、餘生，罪不應重罰，卻都在老監裏“庾斃”了。
後來，方苞發現這刑部大牢內外，寄生著一個以監犯膏血為食的權力集團，主要由刑部“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書吏、獄官、禁卒”等人員組成。他們視監獄為財源，抓犯人很積極，哪怕是稍有牽連的人，也是先抓起來再說；抓人之後，又不問有罪無罪，一概銬上枷鎖鐵鏈，先投入老監，關上幾天。所以刑部大牢裏總是人滿為患。然後，禁卒就來找囚犯做思想工作：你是想繼續呆在這老監，還是交筆錢出來，換個牢房，或者取保候審？你看著辦。至於錢的數目，視囚犯的家境而定，到手後，由禁卒、獄官等瓜分。
這筆買命錢，與肉票交給綁匪的贖金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隻不過綁匪憑恃的是血淋淋的黑色暴力，獄吏倚仗的是白中帶黑的權力，我們不妨稱之為“權力贖金”。
死得痛快，還是死得痛苦，要靠“撕擄”決定
囚犯的命運，除了被關押，還要受審受刑。古時，對犯人的審訊與處罰之權，隻掌握在具有司法資格的主審官手裏，胥吏雜役之類是無權自作主張的，但老奸巨滑之輩，卻能夠上下其手，擅作威福，借此敲詐犯人。
方苞了解到，在刑部大牢內，那些專管給犯人上枷鎖、打板子的吏役，會暗地裏向犯人索賄。如果犯人交了錢，他們在用刑時就會暗做手腳，減輕犯人的創傷，否則就會讓犯人大吃苦頭。有三個與方苞同案的人，被捕後都曾被主審官刑訊逼供過。其中一人送了吏役二十兩銀子，結果骨頭微傷，病了一個月才能走路；另一人給了四十兩銀子，隻傷及皮肉，二十天左右傷就痊愈了；還有一人，出手最大方，送了一百多兩，當晚就“行步如平常”。方苞向人打聽，囚犯富貧不均，既然都交錢了，又為什麼要以交錢多少區別對待？知情人說：“如果不區別對待，那誰還願意多交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