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印度土人對白人統治的認可使白人的優越感有了存在的基礎。小說中印度人對英國人的態度，吉卜林以對比的手法展現出印度人的卑微。博物館看門的旁遮普人對基姆這個白人孩子的謾罵表現出極度的容忍，卻對一個西藏來的朝聖喇嘛表現出傲慢無禮，這一不爭的事實表現出旁遮普人對白人統治的接納。同樣，小說在對白人的行為描寫上也體現了吉卜林對英國文化存在的優越感。如在西藏喇嘛參觀博物館的經曆中，以其父親為原型的博物館館長表現出和藹可親和對文化的包容，耐心傾聽喇嘛對宗教信仰理解，同時也描述了喇嘛對館長知識淵博的崇敬。而當館長了解到喇嘛並沒有大英帝國所不曾享有的知識時則甚感失望。因此，從小說中可以看出，吉卜林認為英國人在知識上的優越性使得其在印度的統治變得理所應當，並且是受印度人歡迎和尊敬的，但在事實上卻是對印度土著居民與英國人之間的矛盾一種有意或無意地掩蓋。
在吉卜林的筆下，基姆對於喇嘛所提到的輪回的箭河以及父親提及的紅公牛的尋找似乎都已成了一種借口，而更為突出地描述了具有白人“優秀基因”的他的無限能力。他可以窺透東方人的心理甚至擺布他們，可以操著東方人的語言並偽裝成他們的模樣與他們周旋。如小說中比比皆是的 “以東方人的方式采取了行動”“基姆一頭紮進歡快的亞洲式混亂裏”等話語。從中可以看出，這種相對於印度文化的優越感無疑源自於吉卜林心底西方文化宗主的思維。
三、同為殖民者的文化優越感
小說中的基姆不僅從印度土人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優越感，而且在其他白人身上找到了這種優越感。基姆自身作為英國人，與印度人在種族與文化上的優越感是作家濃墨重彩刻畫的地方。不僅如此，作家利用基姆參與“大遊戲”情報站中表現得如魚得水，與其他殖民者愚蠢的行為形成比較，塑造了同為殖民者的優越感。如由基姆、哈利爾巴布、馬哈布等人構成的英印政府的間諜小組機智勇敢地破壞了外來侵略者的顛覆活動，與之相比，俄羅斯殖民者則表現得既愚蠢又貪婪，其嘲諷態度溢於言表。難道吉卜林忘記了英國人與俄羅斯人一樣同為殖民者？顯然不是，之所以他持有如此的態度，根本原因在於他對於自己種族與文化的認可。究其根源，吉卜林相信英國人是上帝的選民，認為自己屬於高等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征服並管理世界是他們神聖的使命。
此外，吉卜林在這篇小說中雖表現出殖民主義的思想，並表現出對殖民文化的認可，但以此就將其定義為“帝國主義的吹鼓者”是有失公允的。一方麵，吉卜林的思想不可能不受到曆史環境的局限，當時的英帝國有著“日不落帝國”的美稱，正是擴張的巔峰期。作為英國人的吉卜林為自己的國家所自豪，亦符合正常人的思維方式；另一方麵，吉卜林個人生活的路徑注定了他對印度生活的熱愛，而其所受的英式教育又使他不得不對自身的種族和文化特性予以關注。對於評論者而言，不論是對其作品持批評態度，還是認可態度，都無法否認吉卜林對印度的愛。吉卜林看到了印度土人的混亂和蒙昧，因此，以自身的優越文化來引領自己熱愛的印度人走向理想的生活，這可能是吉卜林心中最理想的方式，這也是他苦苦追尋的自己的理想角色。
四、結 語
小說創作者的優越感往往是其創作動力的來源，同時也造成了小說的局限性。吉卜林對於個人民族的優越感一方麵使其能以觀察者的角度俯瞰印度，同時也使他的作品打上了殖民主義的烙印。從社會進步角度看，在吉卜林所處的曆史年代中，英國之於印度，存在事實上的製度和文化上的強勢地位，因此吉卜林更多的是希望通過文化的融合彌補自身身份認知的分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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