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科菲·安南看曆史
曆史自然
作者：詹姆斯·哈丁/文，李靖/譯
前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的回憶錄《在戰爭與和平中斡旋的人生》記述了聯合國近50年的曆史，讀起來既像是現代大屠殺目錄，又像是好戰世界中的外交宣言，當然還像是對他本人及聯合國所受非議的駁斥。《泰晤士報》記者詹姆斯·哈丁對安南進行了訪問，聽他講起了伊拉克戰爭和盧旺達大屠殺背後的故事。
伊拉克戰爭是否可以避免？
科菲·安南回顧2003年的動蕩時，想到了一個可能會阻止伊拉克戰爭的人：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我永遠都在想，如果英國首相布萊爾當時對美國總統說‘喬治，你得靠你自己’，事態又會怎樣發展？會阻止布什嗎？”安南這樣問自己。也許不能，但他繼續說：“但這很可能會讓美國暫停行動，而去思索‘還要不要獨自行動？’”
安南沒有考慮過是否應該把托尼·布萊爾和喬治·布什拖到國際刑事法院受審。他們都是民主選舉產生的領導人，他說，他們被認為最能代表其所在國家和世界的最佳利益。安南說，離職後他還沒有見過布什，但經常和托尼·布萊爾聯係。
但他認為，鑒於英美之間特殊的關係以及英國是大國中唯一一個與美國結盟的國家，如果英國發表阻止的言論很有可能成功。安南說：“布萊爾有可能成為他所處時代的最偉大的政治家，有段時間他真的是一位政治明星。要是你現在問我‘哪裏出了問題？是什麼改變了他？’這真的很難說。”談話中，他的語氣始終充滿了一種無奈和遺憾，表達了一個真正試圖創造和平的人對那些想要發動戰爭的人無能為力。
誠然，安南在任期間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他在科索沃和東帝汶盡力斡旋，挽救了無數生命；他通過建立國際刑事法院促進了國際司法議程，使得聯合國在對待全球艾滋病和其他疾病、貧困以及政府腐敗時具有一種更為開放的精神。但是，在盧旺達、波斯尼亞、達爾富爾、剛果民主共和國、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拉克以及現在的敘利亞問題上，他從沒有足夠的時間來進行斡旋。安南和聯合國已經公開表示反對殺害，但殺戮仍在繼續。
聯合國少數幾位優秀秘書長之一達格·哈馬舍爾德說，1954年聯合國沒有為人類帶來天堂，卻使得人類免於下地獄。根據這種衡量標準，我們發現，安南所在的聯合國並沒有達到以上要求。
聯合國所承受的期望當然奇高無比。筆者仍然記得孩提時代去紐約旅遊參觀聯合國總部時的感受：看！這就是拯救世界的人們工作的地方。但安南的書又將理想主義打回了現實，在聯合國的職業生涯一定會滿載著罪惡、憤慨和惱怒。一次接著一次衝突的背後，聯合國——無論是猶豫不決的安理會還是不願表態的國際社會——都不能拯救這個世界。
當安南自1973年開始在該領域就職時，維和行動不過是一項監測任務，一般就是派出100名左右沒有武器也沒有權力進行幹預的觀察員而已。到了九十年代，這種維和行動的舊模式讓聯合國陷入了更多的麻煩之中。在索馬裏是這樣，在盧旺達更是如此。聯合國已經明白，若想保持和平就需要部署相當大的武裝力量。此外，安南的結論是，聯合國不僅要介入保護那些受其他國家侵略的受害國，還要保護那些由於自己國家而受害的個人。接下來，他從波斯尼亞得到教訓，聯合國不僅需要武力幹預，有時還要選擇站隊擁護哪一方。有人說，安南在2003年失敗的原因並非是不能忍受布什政府，而是他不願意對布什政府表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