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我是這樣逃離南京的
百姓人生
作者：劉國治
淮海戰役結束後，解放軍直逼長江對岸的浦口，南京城裏風聲鶴唳，人心惶惶，紛紛準備逃離。怕的是國共雙方軍隊在城裏激戰，殃及無辜；又怕解放軍奪取南京後，美蔣飛機來報複，狂轟濫炸，葬身火海。
1949年元月，國民黨政府在南京的各機關開始疏散，遷往廣州。紅紙廊的國立政治大學何去何從？師生中逐漸形成“走”“留”兩大派，相互攻訐，莫衷一是。
“走”派的主體是教職工和三、四年級學生，有1000多人。他們深知政大的前身是隸屬於國民黨中執會的中央政校，與二陳的CC派有很深的情結，是共產黨的眼中釘、肉中刺。與其“留”在南京被宰割，不如遠走他鄉，到台灣或西南大後方去活命。
“留”派主要是部分一、二年級的學生，人數有200多人。他們自認為是國家教育部的“國立政治大學”招收的學生，與國民黨“風馬牛不相及”，和南京的其他大學等同，沒有“走”的必要。何況學校一“走”，南京的人心更加恐慌，李宗仁政府未必能夠容忍！他們主張“留”在南京原校址照常上課，享受共產黨的“三生（先生、學生、醫生）有幸”。
以校長顧毓琇為首的學校當局，采取折中辦法：願留的留，願走的走。“走”的部分當然是政大的主體。顧毓琇去了美國。為了掩人耳目，由訓導長楊希震代理校長，打著“政大學生杭州旅行團”的旗號，先赴杭州，觀望“和談”的結果如何，再決定行止。
我當時已讀完四上，隻差半年畢業。貼畢業證書的“學士”照片都交了。心想：南京萬一不守，國民黨政府還有比八年抗戰時期大得多的西南大後方。國共北平談判，“劃江而治”也有可能。隨大流“混”上幾個月，拿到畢業證書就OK了。
1949年農曆正月初二清晨，近千人的“政大杭州旅行團”，帶著行李，上了南京開往杭州的火車。因是正月初二，出行人較少，車廂裏並不擁擠。在上海站停了半個多小時，卻擠上來不少提箱、背包的形形色色的軍民，有的口中還在不停地罵：“要票沒有！要命老子有一條！”
列車一出站，進入郊區，就看到鐵路兩旁有數不清的地堡工事，充滿了火藥味。鐵絲網外邊的大片荒地上，新墳壘壘，其間還有幾具棄嬰屍體，不時飄來一股令人作嘔的屍臭。
過嘉興後，進入江南水鄉。離鐵路不遠的一條小河邊上，有十幾個國民黨軍隊的士兵正在那裏丟手榴彈炸魚。河水裏不斷響起沉悶的響聲，但水麵上飄浮的死魚很少。
第二天清晨，列車到達杭州火車站。我們在站台上排好隊，由（軍官）大隊長、中隊長領著，駐進市內一間放了寒假的中學校內，把教室裏的課桌拚起來，鋪上各自的行李就成了集體大宿舍。旅行夥食團貼出通知：每天上午開飯時間為10：00—10：30；下午為5：00—5：30。過時不候，吃不上飯，責任自負。
開飯時，我們自帶碗筷，排隊領取飯菜後，找個地方坐著或蹲著就餐，跟收容所裏的東北流亡學生相似。回想在南京紅紙廊時，八人一桌，四菜一湯，撫今追昔，不勝傷感！
政大遷杭州是臨時落腳，一切都鬆散無序，師生員工都希望去台灣。當傳聞國民黨政府無此意圖時，大家思想上很憂慮，精神上更萎靡，多數人睡足吃飽之後，就三五成群地去西湖邊上溜達，混天消日。
我去浙江大學物理係找到了我讀浙大附中時的摯友徐國和。1947年寒假他回安徽老家路過南京時，曾到政大來找過我，勸我設法轉學到浙大或其他大學，甩掉頭上那頂小CC帽子，我當時不以為然。現在得認真對待他的建議了。他告訴我說：“晚了，大學四年級不收轉學生。”他邀我去參加浙大學生自治會主辦的學術座談會。我記得題目好像是《論學而優則仕》。我心煩意亂，對他們提出的那些觀點、說法都不感興趣。第二次徐國和來約，我就婉拒了。
不久，學校貼出通知：要求能回家的學生盡量回家，等候學校通知，再到指定地點報到。
賀捷，貴州鬆桃人，我們同係同班，關係一向很好，他來對我說：“國治，我們回貴州吧！台灣去不了，流亡不是滋味，哪怕回家去吃包穀飯，心裏也踏實些……”
“回貴州我們沒有路費呀！”我說。
“我領有點遣散費，路上吃飯沒問題，一路爬火車就可以回貴州！”
我回頭一看是李茂森在說話。我在重慶南溫泉讀大二時，曾在他家給他愛人和他姑母李承宣補習過英語。後來他參加了青年軍，部隊在安徽被打散，跑到南京來投靠他父親的一個在政大夥食房工作的朋友，安排他也在夥食房工作。政大逃遷前他被遣散，他領得遣散費後仍混在“旅行團”裏來到杭州。得知他父親李仁安在貴州正安縣城內安了家，他還有兩套士兵服，特來約我一起回正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