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刑場驚魂
海外曆史
作者：藍泰凱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是19世紀俄國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他的作品對俄國文學和世界文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進步作家稱他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資本主義製度的無情揭露者、傑出的心理分析大師；西方現代派作家把他尊奉為自己的鼻祖。高爾基盛讚他的創作“就表現力而言，可能隻有莎士比亞堪與媲美”。魯迅曾寫有《陀思妥夫斯基的事》和《小引》兩篇專論，肯定他對當時在封建貴族統治下被欺淩被侮辱的“小人物”無不充滿同情和熱愛。然而他卻因朗讀了別林斯基給果戈理的一封信而被沙皇政府判處死刑，臨刑時刻又突然被“赦免”，這無疑是世界文學史無法淡忘的事情。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在俄國農奴製崩潰、資本主義迅猛發展的轉型時期，階級矛盾尖銳，貧富懸殊。在他風華正茂的青年時代，受傅立葉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成為傅立葉學說的忠實信徒。從1847年春起，他開始參與研究、宣傳空想社會主義的活動。每逢星期五，他和大約60位誌同道合的青年空想家，聚集在俄國解放運動著名活動家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寓所裏，討論貧富懸殊的社會不平等、解放農奴等各種重大的政治問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活動中，十分積極、活躍。
1847年1月，果戈理出版了《致友人書簡選》。在書中，他儼然以專製製度和農奴製度的辯護人身份，完全否定自己那些揭露社會矛盾的作品，歌頌農奴製度、沙皇統治和教會，號召人民服從政府，效忠沙皇，宣揚從道德、宗教入手，改善社會，以維護沙皇專製製度。為此，別林斯基在《同時代人》雜誌上發表了書評，並寫了《致果戈理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憤怒地指出，俄國是一個人販賣人、人奴役人、官賊官盜橫行的國家，人民沒有一絲一毫的自由和最起碼的政治權利。一切神秘主義、禁欲主義和宗教迷信都不能救俄國，而“今天俄國最重要最迫切的民族問題是廢除農奴製，取消體刑，盡可能嚴格地至少把那些已有的法則付諸實際”。他警告果戈理走進了危險的死胡同，同時滿懷深情地勸他迷途知返，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別林斯基的《致果戈理的一封信》不僅是對果戈理個人的批評，而且是對整個農奴製度的宣判，是俄國革命陣營的一篇戰鬥宣言。沙皇政府對這封信驚恐萬狀，下令嚴禁發表和傳抄（陳之驊《別林斯基》，商務印書館，1983年）。早在184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知道了這封遭禁的“信”，並渴望得到它。終於，在1849年4月10日，從普列謝耶夫那裏得到了這篇聞名遐邇的戰鬥性文章，當場就向友人朗讀。隨後，4月15日，他又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聚會上，以滿腔熱情朗讀了別林斯基的《致果戈理的一封信》。信中以其對沙皇政府大膽的揭露和強有力的抨擊，使與會者大為震驚，聽眾中發出了一陣陣熱烈的讚歎聲。蘇聯作家格羅斯曼稱：“這一天成了俄國文學史和社會思想史上值得紀念的日子。”一個潛伏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第三廳的密探安托涅利馬上將情況向特務頭子奧爾洛夫做了彙報。沙皇尼古拉一世聞訊大怒，決定對散布反農奴製度的煽動性言論的人采取嚴厲措施。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朗讀這封信，在俄國文學界博得了巨大的聲譽，同時，他也因此而成了沙皇政府眼中最危險的人物。
1849年4月22日，尼古拉一世在呈報給他的關於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一案的《簡要報告》上，給奧爾洛夫寫了如下批示：“全部材料已閱畢，案情至關重大，即使他們說的全係廢話，也是罪大惡極和不能容許的，如你所言，可以開始逮捕，但務必謹慎行事，因為此案涉及人數極廣，切勿走漏風聲，放過要犯。暫不必通知納博科夫（彼得保羅要塞司令，原注），最好由我直接告訴他，你盡管幹好了……”（格羅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傳》，王健夫譯，外國文學出版社，1987年）奧爾洛夫當天就簽署命令，逮捕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34名成員。他給彼得堡憲兵隊丘吉諾夫少校下達了逮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秘密指令：“奉上諭，茲命閣下於明日晨4時逮捕退役少尉工程師和文學家費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該犯居住在小海軍街和沃茲涅先克大街交叉路口席裏樓第3層勃列麥爾公寓。應抄查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切文件和書籍，將該犯以及查抄之物品一並解到禦前第三廳歸案。應仔細搜查，勿使任何東西有所遺漏。”（刁紹華《陀思妥耶夫斯基》，遼寧人民出版社，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