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戀，這個時代的流行病
封麵故事
作者：曹玲
自拍隨處可見，也是當今最為熱門的話題之一人們更自戀了嗎？
2008年，美國聖地亞哥大學心理學家珍·溫格（Jean Twenge）的一項研究引發了媒體的追捧。
她發現，2006年，2/3大學生的自戀得分高於自戀人格量表1979～1985年樣本得分的平均值，短短20多年間上升了30%。四分之一的大學生在回答大部分量表的問題時都表現出自戀傾向，其中女性的改變最大。男性的自戀分數依然高於女性，但是年輕女性讓差距逐漸縮小。
她已經記不清當時有多少媒體對她的自戀研究進行了報道，隻記得“發生了爆炸”。她出現在各種電視節目上，談論日益增加的自戀現象。除此之外，高校和企業還雇傭她為顧問，以幫助他們如何招聘並和自戀的千禧一代（大約生於1980～2000年）共同工作。
2006年，她出版了第一本暢銷書《我一代》（Me Generation），談論自我中心的千禧一代，從而成為小有名氣的心理學家。2009年，她根據有關自戀的研究，和喬治大學的心理學家基思·坎貝爾（Keith Campbell）合著《自戀流行病》，再次成為暢銷書，登上各大媒體的封麵。
“戰後嬰兒潮一代（被稱為X一代，出生於1965～1981年）是一個以自我著稱的時代，結果他們的孩子卻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溫格說，“我們的研究並不是說所有的大學生都自戀，但是你會更經常在年輕人身上看到自戀性格，因為現在高度自戀的學生更多。如果平均分出現小到中等規模的改變，得分高的人群就會發生較大變化。”
研究發表之後，她的一些同行們對此提出批評，認為她曲解或者對數據進行了過度闡釋。還有一些人說她的工作主要基於自戀人格量表，而這個量表有天然的缺陷；他們還說她過於專注大學生，而這群人並不能代表整個一代人。
2008年，美國密歇安州立大學心理學教授伯奈特·唐納蘭（Brent Donnellan）和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心理學家卡利（Kali Trzesniewski）檢查了溫格的研究，重新審視了1979～2007年的自戀得分。他們把調查的問題分成子集，梳理出更細致的結果。結論是，自戀的一些指標增加了，與此同時另一些卻在下降。總體來說，大學生的自戀情況沒有顯著的變化。
他們還從美國每年一次、5萬名高中生參與的“監控未來”調查中抽取數據，研究了美國年輕人的態度、行為和價值觀。該調查由國家藥物濫用機構出資的，沒有直接測量自戀，但是研究了幾個相關的因素，包括自我中心、自尊、個人主義和社會地位的重要性。通過對1976～2006年47萬多名高中生的自尊得分進行分析，他們發現過去30年高中生們也沒有發生很大的變化。對此，唐納蘭說：“我們確實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表明年輕人越來越自戀，隻是有更多個體變化，因為每一代都有它自己的自戀者和無私英雄。”
這個研究遭到溫格的批評，稱他們僅僅研究了“監控未來”調查中15%的數據，而且對很多研究結果進行了錯誤解讀，並采用了太多超過必要的、效度苛刻的測驗。總之，他們彼此沒有說服對方。
溫格一直在捍衛自己的工作。她說自己之所以專注於自戀研究，就是因為追隨了數據。
她從小是個假小子，曾經計劃在職業生涯中進行性別研究，1993年在芝加哥大學讀書時她向同學要來貝姆性別量表進行研究。這是一個1971年出現的調查量表，使用性別刻板印象（gender stereotypes），即人們對男性和女性的假想特征所抱有的信念，對性別分類為男性化、女性化或者其他。結果讓她非常吃驚：50%的女性得分是男性化的，遠高於測量手冊認為的正常水平。讀研究生時，她在密歇根大學重複了這個研究，得到了類似的結果。這讓她認為第一次測試並沒有異常，並尋找一種方式進一步研究這種現象。
美國曆史教授伊麗莎白· 盧貝克美國心理學教授伯奈特·唐納蘭美國心理學家珍·溫格
溫格決定使用她所能找到的貝姆調查，逐年平均這些分數，隨著時間推移繪製圖表。“我發現從上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的所有研究中，女性在男性陽剛特質上的得分有一個非常明顯的上升趨勢。”通過分析數十年在校大學生的調查結果，她發現了一種新的跟蹤幾代人性格變化的方式，後來被她稱為“橫斷曆史的元分析”（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隨後，她開始專注於研究人格的代際變化。研究得越多，關於自我關注和個人主義的主題越是逐漸浮現。
2008年，她和同事使用自戀人格量表進行研究。自戀人格量表是在1979年由拉斯金（Robert Raskin）等心理學家提出的，量表中每一個問題都對應兩種表述，讓受試者選出更適合他們的，比如“讚美讓我難堪/我喜歡被讚美”、“我特別不喜歡展示我的身體/我特別喜歡展示我的身體”等等。這個測量方式是心理學家的一種工具，以找出臨床和處於自戀邊緣的人群。但和其他測量自戀的方法一樣，自戀人格量表一直飽受詬病。美國克拉克大學心理學家傑弗裏·阿內特（Jeffrey Jensen Arnett）就認為，量表的測試結果頗為武斷，根據“我堅定而自信/我希望自己能更加堅定自信”這樣的說法就能判斷出一個人是自我陶醉、自負還是具備領導能力嗎？但是由於沒有更好的測量辦法，如今心理學家依然采用這樣的方式來確定自戀的流行程度。
不久，溫格就做出了自己的發現，引起了轟動和質疑。她和批評者最大的分歧在於，她認為像“我很自信”、“我樂於承擔決策帶來的責任”是自戀指標，而一些研究人員則認為這在正常人格的範圍內，甚至可能是“理想的特質”。
還有人指出，問卷調查數據顯示現在的大學生更自戀，隻能證明現在的大學生更願意承認這一點，不能說明以前的學生就不那麼自戀。溫格認為這一說法有一定道理，她認為願意承認自己自戀，比如“我將來會成為偉人”、“我喜歡看鏡子裏的自己”，這種心態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文化變革。
事實上，以往並沒有人對自戀做過明確的研究。幸運的是，在過去的30年中有數千大學生曾經為各種和自戀無關的研究填寫過自戀人格量表，所以研究往往以大學生為對象。“我們不確定自戀現象增長的改變是否擴及兒童、青少年以及沒上過大學的年輕人，不過其他資料來源確實指向這個方向。”溫格說。
關於高中生的調查顯示，2000年50%的人期望進入法院、醫學院、牙醫學院或者研究所就讀，這個比例是20世紀70年代的兩倍。然而，實際上獲得這些學位的人的比例卻沒有改變。此外，21世紀有超過2/3的高中生期望自己的工作表現能名列前20%。
成年人是否也更自戀了呢？她的推測是很有可能。比起過去，當今的年輕人看起來更像是青少年，而青少年正是人生當中自戀得分最高的時候。幾十年前，26歲的人不會和父母同住，45歲的人不會穿牛仔褲、看演唱會。一項針對上世紀30年代出生的女性的研究顯示，當今的祖母甚至可能比上一個世代的祖母更為自戀。
為了弄明白這個問題，2009年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進行了一項最全麵的自戀型人格障礙研究，調查了3.5萬名美國人是否曾經出現過自戀型人格障礙的症狀。訪問的時候，研究者隻詢問了症狀，並沒有提到疾病的名稱。研究發現，6.2%的美國人在人生某個階段曾經出現自戀型人格障礙，這個數據後來被寫入了《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自戀型人格障礙詞條中；20多歲的美國人中有9.4%出現自戀型人格障礙，其中年輕男性的比例高達11%；65歲以上的人隻有3.2%的人出現自戀型人格障礙。
溫格繼續著自己的研究。2010年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千禧一代對工作的態度比父輩顯示出較弱的職業道德，對休閑更為看重。2012年，她和讓肯塔基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內森·迪沃（Nathan DeWall）合作，收集了從1980到2007年美國流行金曲的歌詞。電腦分析統計結果顯示，近30年來歌詞中的自戀主義與仇恨情緒明顯增多。歌詞變化趨勢為多用“我”，少用“我們”，出現“我”多與憤怒有關。迪沃也認為：“現在的青少年和大學生是最自戀的一代。”她還和南阿拉巴馬大學心理學教授約書亞·福斯特（Joshua Foster）合作，發現從社會保障部的嬰兒名字數據可以看出，父母們更多地要給孩子們取一個不同尋常的名字。在19世紀80年代，40%的男孩擁有10個最常見的名字，而今天的這個數字不到10%。
種種數據都顯示，現代人越來越自戀了。這讓阿內特感到不安，阿內特寫過一本書叫《長大成人：你所要經曆的成人初顯期》，他公開指出，一些美國研究者對剛剛步入成年的年輕人非常不友好，“尤其是聖地亞哥大學教授、著名作家、演說家珍·溫格發表的論斷最惡名昭著”。
阿內特承認，要說今天年輕人成長過程中自尊程度比前輩更高，很可能是對的。嬰兒潮時期出生的父母在自己的孩子還在搖籃裏時就告訴他們：“你很特別！”“你能成為任何你想成為的人！”“理想要遠大！”在電影、電視和歌曲裏，你都能看到聽到這樣的說法，流行文化強化了這些信息，年輕人真的這樣認為。全美範圍內的調查顯示，高達89%的年輕人（18～29歲）都同意這樣的表述：“我有信心，我將得到我生命中想要的。”
“但這並不表明他們很自私，也不意味著他們是自戀的一代。這僅僅表明，他們相信不管遇到什麼困難，自己有能力讓自己過上好生活。”阿內特說。
他對於人們對年輕人的負麵刻板印象表示不滿，這種成見認為年輕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糟，比上一輩或兩輩差勁多了。2009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全美調查顯示，70%被調查者認為“老一輩的人”比“年輕人”擁有“更好的價值觀”，甚至大多數年輕人也同意這一觀點。美國馬克·鮑爾萊因（Mark Bauerlein）教授寫了一本名為《最愚蠢的一代》的專著，在一次訪談中他說：“我不明白一個人為什麼對自己的照片那麼著迷，我不理解一個人為什麼要寫一個關於自己的博客。社交網絡的交流僅僅發生在年輕人之間，它很難讓你有什麼進步，更好的詞語、新奇的句法、機智的風格、複雜的想法……它隻讓你保持在青春期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