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內特說，事實上，大量事實與此相反。在各項指標中，年輕人已經變得比以前優秀而不是更糟。青年男子的暴力犯罪率不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和90年代早期的一半；車禍一直是美國青少年死亡的主要原因，但在過去的20年中，比例幾乎下降了一半。從90年代早期開始，18～29歲女性的生育率下降了約25%，在非裔美國人中，比例更是下降了近一半。對此，阿內特說：“如果自戀正在增加，自戀會導致自私行為，事情會變得更壞，但事實上變得更好了。”
這樣的統計有悖於溫格的研究，但是她最終沒有理會。“沒有關於自戀和車禍關係的研究，沒有人知道為什麼犯罪率下降。人們認為我說所有的千禧一代都是自私的，我並沒有這樣說。我說的是數據顯示的平均結果，任何研究群體差異的研究者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她說，“一些人想肯定年輕人的未來，我理解這一點，但這意味著有時候他們隻想捂住眼睛和耳朵，不想聽任何負麵的東西，我認為這是錯誤的。”
“今天的年輕人是否比以前的幾代更加自戀的話題，顯然將一直備受爭議，而且會持續如此，直到有一天某人做出了明確的研究。”耶魯大學心理學教授理查德·艾巴赫（Richard Eibach）說。
美國範德比爾特大學的曆史教授伊麗莎白·盧貝克（Elizabeth Lunbec）去年寫了一本書叫《自戀的美國化》（The Americanization of Narcissism）。對於這個問題，她說：“自尊的說法比四五十年前流行得多，這是否意味著人們更自戀？我不知道。人們聽說年輕人是最自戀的，但是一些被稱為自戀典範的行為比如自拍，如果回顧過去你就能看到人們隻是使用不同的技術記錄自己而已。”
艾巴赫的看法與之類似。“對於社交媒體技術常見的抱怨是讓人變得越來越自我沉浸和自戀，當人們與他人形成一種無足輕重的聯係，而非參與社區活動並熱情互動時，社會構造將被撕碎。但是在之前，人們對電話和汽車的使用也有過相同的抱怨。”
自戀的變遷
英國哲學家西蒙·布萊克本（Simon Blackburn）去年出版了《鏡子啊鏡子：自愛的用處與濫用》（Mirror，Mirror：The Uses and Abuses of Self-Love）一書，他說：“如今人們談論自愛、自尊、驕傲和虛榮時，就好像這些詞可以互換。所以更不用說盧梭哲學概念裏的‘自尊’，以及自負、自我沉溺、自戀等概念的細微差別。”
劍橋大學教授昆廷·斯金納說，詞語的任何變化，背後都是觀點的變化。“如果我們希望了解別人如何看待世界，我們需要知道的不是他們使用什麼詞彙，而是這些詞彙背後的概念。”盧貝克說，這樣的觀點對自戀來說也是適用的，自從自戀這個詞出現以來，人們對它的認識發生了各種微妙的變化，所以她和布萊克本又老調重彈這個話題。
燈光和影像拍攝曾需精心布置和操作，技術的發展使得現今的影像拍攝變得輕而易舉
“自戀”最早出現在奧維德的《變形記》中，是一則廣為人知的水仙的故事。故事中，那喀索斯（Narcisse）是河神科菲索斯（Cephissus）與水仙女仙莉莉娥柏（Leiriope）的兒子。他生得很美，被諸多女人追求，卻都遭到了他的拒絕。回聲女神厄科（echo）向他表露了愛慕之情，他也不予理睬，女神悲憤交加而死。複仇女神決定懲罰納西斯。一天，當他在河邊喝水的時候，看見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於是在瞬間產生了傾幕之情。他湊近倒影，倒影也湊近他，他們嘴唇相碰時，倒影就消失了。那喀索斯終日欣賞自己水中的影子，最後憔悴而死。在他駐足的河岸上，長出了水仙花。
這個古老故事中的自戀，意味著過多的自愛。
過了幾千年，現代精神病學的出現讓這個概念變得更加複雜。1889年，英國心理學家哈弗拉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第一次將自戀引入心理學領域。一開始，它被用來描述同性戀的心理狀況。20世紀初，弗洛伊德對此進行研究時，也受到自戀這個詞本身意思的局限以及當時對自戀研究的影響，認為是同性戀的客體選擇，“把他們自己作為性對象的客體，他們談論著自戀並尋找和他們相像的可以讓他們去愛的年輕人，就像他們的母親愛他們一樣”。
弗洛伊德很快便不滿足於這種說法。1914年在《論自戀》中，他認為每個人都有原始的自戀傾向。他假定人在嬰兒時就處於自戀狀態，自戀來自愛，投向自己和養育自己的人，是一種原發性的自戀。隨著個體健康地發展，這種愛會投向其他人，如果在這個過程中遭遇挫折，愛又會返回到自己那裏，形成繼發性的自戀，也就是病理性的自戀。這些人在愛的選擇中，不以他人為模型，而以自己為模型，將理想化的自我作為愛的對象。
之後，許多心理學家試圖比弗洛伊德更科學地解釋這個問題，開始認為自戀是一種身體疾病。1968年，美國精神分析學會將自戀定義為“一種心理的興趣集中在自身的病理現象”，聽起來頗為拗口。
1979年，美國著名曆史學家克裏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出版了《自戀主義文化——心理危機時代的美國生活》一書，對籠罩著現代社會的自戀主義文化進行了剖析。他從社會心理學的視角對資本主義文化在“二戰”以後出現的新變化予以細致分析，認為在心理學層麵上的自戀是整個社會文化變遷的症結所在。在他的論述中，美國社會的價值取向、政治格局、休閑方式、教育狀況、家庭結構、兩性關係以及養老製度等，都因為普遍存在於現代人心理結構中的自戀型人格而發生了改變。
他的觀點被廣泛接受。從那時候開始，自戀開始和很多負麵詞彙聯係在一起，比如自大、自私、虛榮、孤芳自賞、自鳴得意等等。
盧貝克對拉什進行了強烈譴責，覺得他的抱怨很誇張。因為拉什非常保守，對舊時代充滿眷戀之情，聲稱現代科技已經使美國人，尤其是女性，依賴於商品化的產品，從而剝奪了他們的自立。他也不讚成使用洗衣機和計劃生育。
最讓盧貝克討厭的是，拉什濫用了自戀的概念，讓自戀獲得了壞名聲。拉什宣布，一種新型人類出現在“我們的海岸”，“基本人格結構”改變了。原本堅韌、嚴肅的美國人，已然變得裝腔作勢、索取、抱怨，沉迷於即時的滿足感。
盧貝克說：“從1910年弗洛伊德給出自戀的概念，直到上世紀70年代，自戀的概念幾乎僅限於精神分析。它因為拉什的書開始進入文化領域，作為病態的自戀被關注。在他那裏，自戀完全被看成一種壞事，如今人們還這樣看它，即便在精神病學之外的學術討論中也是如此。任何對漂亮衣服感興趣、希望住好房子的人，都可能被看成自戀者。這個概念在公共領域變得一文不名。我認為，很多流行心理學所謂自戀的行為，實際上談論的是健康的自尊。”
1980年，自戀正式在美國精神病學協會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三版中獲得一席之地，自戀型人格障礙被列為一種獨立的人格障礙。2013年發布的DSM第五版中，自戀的主要特征是誇張、自大狂。自戀者誇大他們的成就和未來的勝利，相信自己是特別的，僅能夠被特別的人所理解；他們覺得自己擁有特權，不管是在網絡上還是在現實中；他們沒有同情心，不能忍受批評，相信自己被嫉妒。
生活中，我們會對這樣的行為做出道德判斷，比如這個人好還是不好，但是DSM是疾病診斷說明書，沒有好壞之分，隻有有恙和無恙的區別。
一直有人質疑自戀是否屬於精神疾病。盧貝克在書中介紹了DSM出現之前對此持反對意見的派別，其中有弗洛伊德的學生費倫齊（Sándor Ferenczi）。費倫齊創立了匈牙利精神分析學校，堪稱是弗洛伊德弟子中最具原創性者。弗洛伊德認為，因為病人的抵製，自戀者幾乎是不可治愈的。而費倫齊認為自戀可以治療，他們的抵製可以被看為一種症狀進行分析。弗洛伊德稱，對於病人，精神分析師應該保持距離，少開口，隻傾聽；而費倫齊則認為，不管什麼樣的患者，尤其是自戀的患者，需要的是愛和同情，他們沒有從父母那裏得到這些，這是問題所在。費倫齊希望，對困難的患者能像“慈母”一樣。後來他娶了自己的一個女病人。
持反對意見的還有維也納醫生科胡特（Heinz kohut），他為了躲避納粹於1940年移民到美國。上世紀70年代，科胡特建立了“自體心理學”，這是一種係統化處理自戀人格障礙的精神分析治療，大部分基於費倫齊的觀點。他也認為自戀源自低自尊，母親沒有讓孩子感到自己的天然全能性，比如相信自己的塗鴉是全世界最好的塗鴉。孩子們認為自己無所不能的感覺會隨著時間而減弱，但它依然存在，會在人生出現失望和挫折的時候跳出來保護自己。
科胡特試圖改變弗洛伊德對於“自戀”的定義，他認為自戀是人類的本性，每個人本質上都是自戀的。自戀不僅有壞的一麵，和DSM的診斷一致，也有好的一麵，會讓你神采飛揚，更具創造力，更有自尊，更會去愛。很多人說起自戀者都覺得他們很自私，科胡特嘲笑了這樣的想法，他說自私的人不是因為自戀，而是不夠自戀。
雖然早期的科胡特隻是小心翼翼地雕琢著自己的觀點，不敢輕易與傳統的經典精神分析理論出現過大的分歧與衝突，但是他從一開始就肯定了自戀性需要的合理性，以及自戀存在朝向積極方向發展的可能。
盧貝克很讚同科胡特的觀點，認為他提出了一個正常的自戀，這是人類野心和創造力、價值和理想、移情和同情的源泉，它充滿了可能性，是維持生命必不可少的因素。相比之下，與科胡特同時期的心理學家奧托·科恩伯格（Otto Kernberg）則把自戀描述成一種惡性腫瘤，會凍結人類的同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