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羅斯、唐·德裏羅、托馬斯·品欽等世界級作家都曾在不同時間哀歎，如今的小說將要死去。最大原因就是電視、報紙和網絡侵占了人們太多本來應該讀小說的時間。這一觀點遭到了許多人的反駁，雖然那些反駁者沒有他們這樣的知名度：人們覺得自己並非新媒體麵前毫無抵抗力的客體，那些傳統小說逐漸不受歡迎的原因在於，現代社會的節奏越來越快，讀者們已經沒有耐心再去看一個作家去描寫房間裏每件家具究竟擺在什麼位置，或者一個人物身上什麼地方有那麼一塊胎記。按照法國哲學家維瑞裏奧的說法，相比於19世紀，現代社會的時間加速了，也就是說，人們的時間感變了。即使是同一樣東西，人們感知的方式和注意力停留的時間也和過去相差甚遠。在這個現實背景下，許多作家們再發出這樣的哀歎就顯得頗為自戀，因為他們留戀於傳統的小說田園，不願意去寫那些新時代例如金融危機、全球變暖、科技爆炸這樣的大事件，這就使得小說隻流連於作者的內心與個人情緒，嚴重缺乏現實經驗。帕斯捷爾納克寫了他那個時代的大事件：革命，而不是在歎息他那個時代的讀者不再閱讀普希金和托爾斯泰。這才是正確的態度。
那麼是否真正參與到時代的大事件中，作家就能夠輕易擺脫自戀，以一種完全冷靜和無欲無求的姿態來寫作呢？似乎也很難。帕斯捷爾納克寫作《日瓦戈醫生》的近10年裏，他的自戀與偏執情緒也逐漸增長。他一開始就意識到自己將要寫作一部跨時代的偉大作品，於是徹底否定了過去那個以詩人著稱的自我，以至於誰和他提詩歌，他就表現得不耐煩。到《日瓦戈醫生》將要寫完的時候，帕斯捷爾納克已經瞧不起和他同時代的包括布萊希特、阿赫瑪托娃在內的許多作家，而後者也不以為然，認為《日瓦戈醫生》隻是一部平庸之作。阿赫瑪托娃指責帕斯捷爾納克在朗讀會上搔首弄姿，非要別人求他才肯讀一段自己的小說。而別人隻要說一句他的小說不好，他就會勃然大怒。許多作家和批評家以及同行的關係一直很微妙，表麵一團和氣，但隻要他們批評，甚至是褒獎沒褒獎到點上，都會招致不滿。後來帕斯捷爾納克惹了同樣高冷的納博科夫，因為他擔心納博科夫翻譯他的小說，會故意在裏麵使壞導致小說減色。而納博科夫也自視極高，根本不屑做他的翻譯。要知道納博科夫連陀思妥耶夫斯基都看不上，隻肯在普希金麵前低頭。最後兩人關係搞得極糟，老死不相往來。
像《道連·格雷的畫像》裏寫的那樣，最終每個自戀的人都不得不麵臨與真實自我的對質。那喀索斯用臉去觸碰池塘，道連·格雷用匕首刺向畫像，那是個創傷瞬間，而王爾德最終保留了人物心中自我的理想形象，相對於肉體生命，那一幅畫像得到永生，對於他這樣的作家來說，被日常瑣碎的醜惡包圍而放棄對理想自我的追求，簡直比殺了他還難受。自戀不一定是一個人一生浪漫的開始，但肯定開啟了不少作家漫長的寫作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