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策劃
作者：馬勇
如果一場革命不能在社會經濟層麵發揮功能，這場革命總顯得有點不足，或者不夠到位。從這個觀點回望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這場大革命究竟對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多大作用，是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
革命就是要解放生產力
辛亥革命並不隻是1911年那一年的事情，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至少要從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孫中山覺悟到要推翻清廷，驅除韃虜，重建漢民族的國家開始。從這個比較長的時段進行思考，就會發現這場革命不僅具有政治史意義，而且也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應有之義，是資本主義在中國發生發展的一個必然環節。
甲午戰爭的直接後果是1895年簽訂的《馬關條約》。《馬關條約》割地賠款，引發了帝國主義稍後瓜分中國的狂潮，對中國造成極大的傷害。但如果從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變化的層麵來看，《馬關條約》還有另外一層意義。
我們知道，甲午戰爭前，中國堅守“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原則，堅守中國本位，有揀擇地對外開放，當然也就實行比較嚴格的經濟管製，不僅嚴格限製中國民間資本的發展，而且對於外來資本基本上不開放、不接納。所謂洋務新政，短短30年就使中國恢複了康乾盛世似的輝煌，構築一個據說是亞洲第一、世界第幾的經濟軍事奇跡，這個故事並不假，隻是發展的代價太殘酷，犧牲也很大。如果從經濟層麵上說，其實就是清廷憑借著國家壟斷而獲取超額利潤，中國的民間資本並沒有在那30年高速增長中獲得相應成長，外國資本也沒有機會分享中國發展成果，共享發展機遇。當時的中國實際上處於一個孤島狀態。所謂發展，其實就是一種高度管控的經濟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借用、移植了西方的技術或發展成果，同時堅定不移地拒絕同任何人分享，不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
洋務新政的問題顯然不合乎世界潮流。我們知道自從工業革命發生後，自從新航路開辟後，資本逐漸走上全球化的趨勢。按照馬克思的分析，為了競逐利潤，資本一定會無孔不入。近代中國所麵臨的一切問題，其實都能從這裏找到解碼。中國如果能夠善待資本、利用資本，發展就順利就健康；反之如欲壟斷驅逐資本禁止資本的自由流動，發展就不會順利，就不會健康。這就是洋務新政的問題所在。
由此反觀1895年的《馬關條約》，那裏當然有戰爭勝負雙方的利益衝突，有割地有賠款，這是近代戰爭沒有辦法的事情，願賭服輸，中國隻能認下這筆賬。但這些項目從資本發展的曆史看，並不是甲午戰爭最重要的結果。《馬關條約》帶給中國一個最意想不到的後果，就是中國被迫允許外國資本自由地進出。
據《馬關條約》約定，日本臣民有權在中國內地自由創辦各種企業，並享有進出口貿易優惠關稅的待遇。再根據中國早前與列強達成的共識，各國享有利益均沾的權利。於是我們看到，甲午戰爭不久，中國的麵貌全然改變，先前憑借政府壟斷的畸形增長經濟，讓位於國際資本的共同開發。短短幾年，中國利用外國資本從無到有、從少到多，構建了一個全國性的鐵路網，沉睡數萬年的礦產資源終於也在外國資本投入下得到開發。這才是甲午戰爭帶給中國的巨大變化，不論從正麵還是從負麵去理解，這個事實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外國資本的全麵進入，改變了中國經濟構成，民間資本也在外國資本的帶動下開始真正萌生，至1903年就擁有相當的實力。一個最典型的例證是，民族資本要求分享鐵路修築工程、礦產資源開發以及運營管理的權利，這顯然意味著一個新的階級，即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形成、在成長。
中國民族資本的成長存在著先天不足、本錢太小、時間太短、很難從原始資本向工業資本過渡的問題。其中當然有曆史的原因，但毫無疑問的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清末，麵臨著非常嚴重的製度瓶頸。清廷的政治製度、經濟製度，在很大程度上限製了中國民族資本的發展與壯大。近代中國雖然很早就有人意識到創新才是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是發展的結果，但是清廷對技術發明與專利的保護說了很多年，卻始終沒有辦法將發明創造這些智慧型的成果轉化為合法的商業收入。既然沒有商業收入，這部分創造也就無從參與工業化的發展與改造，因而使中國那時許多工業處在比較原始的階段，即便從歐洲有所引進，也沒有辦法進行改造或創新。製度瓶頸嚴重束縛了中國人的創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