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策劃
作者：郭君銘
辛亥革命在推翻清王朝的同時，也給延續千年的傳統思想以前所未有的衝擊，向國人頭腦注入了一係列嶄新觀念，堪稱中華民族史上一次影響深遠的思想解放運動。回首風雲際會的滄桑百年，我們不難發現，在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進程中，諸多領域除舊布新、文明進步的起點，就是那場波瀾壯闊的辛亥革命。在此，我們僅擷取辛亥以來的幾個關鍵詞，窺掠一下當年那場激蕩雲天的浪潮，是怎樣開啟了中華民族認識曆史、改造社會的全新視野。
革命：
中國現代轉型的動力源頭
革命，就是破舊立新的變革。社會革命，是舊社會的終結和新時代的開端。辛亥革命在中國曆史上的一大貢獻，是讓整個中華民族對“革命”的認識達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
作為一場推翻君主專製的革命運動，辛亥革命對既有體製與格局的衝擊，在強度與廣度上毫不遜色於法國大革命。所不同的是，法國大革命是在思想充分醞釀之後在社會領域的爆發，而辛亥革命是以劇烈的社會變革引發了人們思想上的震撼。辛亥革命，讓中國人真正見識了革命！
上世紀80年代，有學者提出中國社會是“超穩定結構”的假說，試圖以此說明中國社會、文化兩千年來的宏觀結構變遷及其基本特點，意在凸顯中國曆史拒斥變革的特征。其實，中華民族的曆史是一部充滿變革的曆史。按照學界通行的認識，中國有確切紀年的曆史始自公元前841年。就在這一年，“國人暴動”把周厲王趕出了鎬京，西周政權經曆了一場激烈的動蕩。中國的先民們很早就注意到了變革的重大意義，先秦時期的《易傳》文本中就出現了“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命題，表明那時的中國人已經對變革的認識達到了相當深刻的程度。然而遺憾的是，因為“通則久”的訴求局限，中華民族形成了體製內變革的思維慣性，中國的曆史在一係列周而複始的改朝換代中，勾畫出一個又一個循環。在漢語中，革命之“命”，乃“天命所係”之“命”。“天命”雖因其道德屬性不會常駐於一家一姓，但其扶助人間代理以統禦萬民的運作範式卻始終如一。故而，雖然中國曆史上不乏“以天下為己任”的仁人誌士，更湧現出無數“該出手時就出手”的英雄豪傑，但始終未能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格局。打破這一“超穩定結構”，是辛亥革命所完成的曆史性壯舉。
盡管因為政治博弈中的劣勢地位，因為民族矛盾問題的糾結，因為與理想主義相伴的幼稚，辛亥革命的領導人曆來遭到種種非議與詬病。但他們走出曆史循環的願望昭然天下，再多的瑕疵也掩蓋不了他們楬櫫曆史新紀元的光芒。在辛亥革命的語境裏，“革命”已經剔除了天命轉移的舊核，代之以扭轉乾坤的決心和勇往直前的勇氣。辛亥革命斬斷了中國社會任何後退的可能，為中國現代化的進程開辟了一條通路，從而揭開了中國曆史新的序幕。
正是基於對革命的嶄新理解，經受了辛亥革命洗禮的鬥士以及受辛亥革命精神感召的後繼者們，徹底拋棄了改良的幻想。他們掃蕩前進道路上的種種桎梏與障礙，昂首闊步地向現代邁進。
共和：
中國現代政治的嶄新篇章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製，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政體，成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為中國政治現代化開辟出了廣闊天地。此舉不僅給長期生活在君主專製之下的中國人民以心靈上的震撼，更具有喚醒整個亞洲的政治啟蒙意義。
中國傳統政治語境中的“共和”，特指西周曆史上的“周召共和”。公元前841年，厲王出奔造成西周權力真空之際，周公和召公“聯合執政”，是謂“共和”。這是一種應對突發政治危機的臨時舉措，在中國古代曆史上極為罕見。現代政治話語體係中的“共和”一詞，源於拉丁語中的respublica，意為“公共事務”。作為一種政體，共和製指國家的權力機關和國家元首由選舉產生並有一定任期的政權組織形式。在人類政治史上，共和製作為君主政體的對立麵而存在，是近代以來反專製鬥爭和民主革命的政治成果，代表著現代政治文明的發展方向。
早在1904年，孫中山就發表了《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指出隻有推翻清政府的統治，“以一個新的、開明的、進步的政府來代替舊政府”，“把過時的滿清君主政體改變為‘中華民國’，才能真正解決中國問題”。這表明，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在武昌首義之前就已經高舉起民主革命的旗幟，自覺地和形形色色的改良派劃清了界線，決心開創中國政治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