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推進產業轉型升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1 / 3)

經濟縱橫

作者:杜曙光 劉剛 尹世久

胡錦濤總書記指出,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挑戰實際上是對當前經濟發展方式的挑戰,應對經濟危機關鍵在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後危機時代,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需要推進產業的轉型升級。在這方麵,挑戰和機遇並存。當前及今後一段時期,“中等收入陷阱”都將是我國麵臨的重要挑戰。豐裕的資本存量和巨大的市場潛力則為中國推進產業升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機遇。

一、挑戰:中國麵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

世界銀行將各國按人均國民收入分為三類,即低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2010年8月世界銀行公布了新的標準:年人均國民收入995美元及以下的為低收入國家,996美元至12,195美元的為中等收入國家,高收入國家的標準則提升至12,196美元(由於人均國民收入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數量上看相差不大,出於獲取數據便利的考慮,很多文獻采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代替人均國民收入,本文的多處分析也按此處理)。中等收入國家又可劃分為“偏下中等收入”國家(人均國民收入為996美元至3945美元)和“偏上中等收入”國家(人均國民收入為3946美元至12,195美元)。按此標準,中國在2001年時人均國民收入達1000美元,進入偏下中等收入階段;2010年人均國民收入達到4260美元,標誌著中國已是偏上中等收入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後,中國無疑將麵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機遇和挑戰。怎樣才能繼續保持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高速度,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為社會各界討論的熱點。

那麼,何謂“中等收入陷阱”?2006年世界銀行發表了一篇名為《東亞複興:經濟增長的思路》的報告,該報告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即一個國家從低收入國家發展為中等收入國家以後,由於不能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缺乏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其經濟增長被原有的戰略機製鎖定,導致該國經濟增長率下降,經濟增長出現回落或長期徘徊於低迷狀態。可見“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主要用於概括中等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長期被“鎖定”,難以躍升至高收入國家行列的現象。

從國際曆史經驗的視角看,很多國家和地區都遭遇了“中等收入陷阱”,隻有極少數國家和地區成功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研究這些國家的經驗與教訓,對麵臨“中等收入陷阱”風險的中國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資料,包括智利、烏拉圭、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哥倫比亞在內的一些拉美國家早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就已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是由於不能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經濟增長缺乏新的動力,無法有效地進行產業轉型升級,導致其長期處於“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在亞洲,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典型是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於1977年成為中等收入國家,經過32年的發展,2009年其人均GDP也隻不過是6897美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經濟增長過於依賴外國直接投資、外國的需求市場等外部因素,而沒有擁有自己的核心技術和研發力量,沒有真正將外部的技術、管理等高級生產要素內化,實現經濟增長動力的正常替代和升級。在全球產業分工中,隻能從事勞動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產業或環節,也就未能從根本上實現產業的轉型升級。對外開放和外國直接投資,可以幫助這些國家發展為中等收入國家,但要擺脫“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則需要它們發現與培育新的生產要素,促進產業的根本轉型升級,否則,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國際上公認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隻有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的台灣和香港等少數國家和地區。這些國家和地區,大多在十年左右的時間內實現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完成了產業的轉型升級,進入高收入國家和地區行列後,仍然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和較好的增長質量。

通過對上述國家和地區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過程中教訓與經驗的梳理總結,我們不難得出結論,中國在目前及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也同樣麵臨“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從1979年算起,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中國GDP的年平均增長率為9.9%,遠高於世界經濟平均增長速度。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由於采取了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我國的經濟增長仍然保持了較高水平,2008年、2009年經濟增速分別為9.6%、9.2%,2010年更是達到了10.4%。但同時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在經曆了一個長達30餘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期以後,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外部環境正在發生新的變化,來自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雙重壓力以及中國經濟增長處於動力更替的轉型期,必然會導致中國潛在經濟增長水平的逐步下調,甚至麵臨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