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鬆為何不提中美建交
幕後
在尼克鬆的眼裏，包括國務院在內的各官僚機構始終是不被他信任的，與打開中國大門的功績毫不沾邊。但在具體的政策問題上，他又離不開他們的工作。此外，為了掩護他同基辛格秘密開辟的幕後聯絡渠道，也不能夠讓國務院停止政策研究的工作。當“乒乓外交”熱鬧非凡、他要求仍由助理國務卿馬歇爾·格林負責，繼續研究對中國的下一步措施。報告於1971年5月底完成。報告提出，美國將逐步減少駐台美軍數量，以此引導中國對美國的緩和政策做出積極反應。此外，在提請政府內各部門慎重評估後，“也可向中國暗示，美國願意將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分”。在國務院方麵看來，這些表態已十分大膽。
與此相比，基辛格在1971年7月秘密北京之行中對周恩來作出的承諾則走得更遠：軍事上，美國將在結束越南戰爭後短暫的時間段內，明確從台灣撤出三分之二的軍隊；並隨著中美關係的改善，減少其他剩餘駐軍。政治上，承諾尼克鬆總統在訪華時申明，美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獨立運動、不再說台灣“地位未定”、承認台灣屬於中國，並且在總統大選之後正式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1972年2月訪華時，尼克鬆對周恩來說：“基辛格博士以前在這裏表達了我們對5點原則的讚同。我完全同意這些原則，並且總理可以相信我們在其他問題上所說的話。”
在秘密的個人外交中，尼克鬆和基辛格這種信誓旦旦的口頭承諾和表態，遠超國務院政策設計的範圍和立法機構國會在當時所允許的底線。如此一來，盡管與中國領導人達成一時認同，但他們作出的這些秘密承諾終究難以獲得國內官僚機構的支持和國會立法機構的認可，這實際上為中美關係開辟的是一條極不平坦的緩和之路。福特總統時期，國會反對以犧牲台灣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堅定支持美國繼續與台灣保持外交關係的保守派勢力依然強大。迫於國內政治的壓力和選舉政治利益，卡特政府在推動中美建交上踟躕不前。
通過秘密外交，美國總統以個人身份向中方領導人作出承諾，可以獲得中方的信任，在短期實現外交關係的突破，卻難以獲得美國國內各方的一致認可。這也是中美遲至1979年建交的重要原因。摘自《中共黨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