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我
文割一開始，我們的生活就統統被打亂了。
我阿娘看到外麵造反派、紅衛兵衝衝殺殺，到處亂抄家，她說這是犯上作亂，要翻天了。阿娘身體本來就不好，加上這麼一驚嚇，便提早離開了人世。
本來，阿婆每月有生活費六十塊。文割一來，香港的錢就斷了。兒子是資本家，住淮海路培文公寓(婦女商店樓上)，沒有逃脫抄家和掃地出門的命運，被迫將她生活費一下子減到了每月十塊(那時最低生活標準是每月八塊)。阿婆大手大腳慣了，再說房錢和水電費每月就要五塊，這十塊錢她怎麼夠用。我父母商量後，決定給阿婆的每月十五塊錢照舊，算是給她的生活費。我則和阿哥、阿妹到食堂吃飯。從那以後，阿婆就開始為了生計而帶孩子。
我工作後，阿婆就不再帶孩子了。我父母就以我的名義每月給阿婆二十五元生活費。在阿婆眼裏，就是我和海倫在養她老了。逢年過節，阿婆帶過的孩子都會帶上他們的禮物來看望阿婆，看到這些成長起來的孩子，她有說不出的歡喜，感到無比的幸福和滿足。
六六年暑假前，新學年的課本發下沒幾天，就統統被學校收了回去，說裏麵有封、資、修的東西。等新學年我們再拿到書的時候，發現一些課文被貼掉了。
文割初期，學校搞起了什麼“停課鬧革命”，因為上麵說老師們在教室裏放毒。放毒，放什麼毒？我們怎麼一個也沒被毒倒。
那天周老師剛進教室，兩個高年級學生就跟了進來，手臂上還纏著紅袖章，一副趾高氣揚，得意忘形的醜樣。他們在黑板前神氣活現地指手劃腳，周老師還沒來得及阻止他們，其中的一個在黑板上寫了幾個很大的字：“停課鬧革命”，後麵還有三個感歎號。那字很蹩腳(差勁)，我敢說，我的蟹爬字也比他的強。寫好後，他拍了拍手上的粉筆灰，根本無視周老師的存在，揚長而去。周老師想在黑板上寫什麼，但她又不敢擦去那幾個革命的字，稍微遲疑了一下，默不作聲地走出了教室。
教室裏一下子熱鬧起來，“停課了！”也不知誰先叫了起來，接著一些人就跟著瞎起哄。一些同學跳上了登子，有的站在到桌子上，歡欣鼓舞，歡呼雀躍，上躥下跳，手舞足蹈。他們終於不要讀書了，開心啊，天亮了，解放了。徐敏睜大了眼睛看著我：“我不會留級了，是嗎？”我不知可否地點了點頭。這時，我發現她的眼淚又要出來了。
書是不要讀了，但學還是要上的，那是去幹革命。升旗時，雄壯的國歌不奏了，用“東方紅”代替，還要連放三段，要一動不動站那麼長時間真要有點內功。我們每天到校就是聽聽廣播、讀讀報紙，再就是背背“老三篇”(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和(記念白求恩)。那天發(毛主席語錄)，當時稱為請紅寶書，學校裏是鑼鼓震天，可發到手裏一看，那封麵不是紅的，是白皮簡裝本，大概工廠來不及印。過了幾天，又發了個紅套子，把寶書包起來。
我們除了讀讀那些東西外，還有就是寫大字報，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那是頭等大事。我們不懂什麼是修正主義、三家村，怎麼批。不懂沒關係，報紙廣播裏怎麼批，我們就照葫蘆畫樣。大字報不會寫，可以抄啊。我們到淮海路，那裏大字報鋪天蓋地。貼了揭，揭了再貼，牆壁是上是厚厚的一層。我們還到光明和比樂中學去抄，中學生的大字報對我們更有用些。我們花了很多時間抄大字報，有的人字越寫越好，後來堪稱書法家，而我的字卻越寫越壞，我至今沒搞清楚為什麼。
回到學校，我們就去領毛筆、墨汁和紙張。一篇篇超水平的大字報紛紛出籠。牆上帖滿了，我們在教室裏拉滿繩子，大字報像衣服一樣涼著，把教室打扮得玲琅滿目，有點像現在的聖誕晚會的裝飾。我們還比賽，看誰的大字報寫的長，字寫得大，反正那些東西現在隨便領，以前領兩支粉筆都費勁。那是一九六六年的冬天，上海碰上了特大寒流，冷得像黑龍江，但停課鬧革命卻被我們鬧得是熱火朝天。
也不知是誰的規定，少先隊員都成了“紅小兵”，人人一杆紅櫻槍，要保衛毛主席。學校也學起了部隊編製，學校是團級，年級稱連，班就是一個排。
那時中學生搞起了“大串聯”，從韶山到井岡山，從延安到北京，有的還要走長征之路，乘車不買票，吃飯不付錢，睡覺全免費，遊遍祖國大好河山。德明大哥六六年大串聯到北京，八月十八號那天在天安門廣場接受毛主席的檢閱。
我們小學生人小，不敢出遠門。但我們不甘寂寞，就到公交車上去宣傳毛澤Dong思想(不知誰發明的)：背幾段毛主席語錄，再唱幾首語錄歌，我吹吹笛子，吹得最多的是(草原上的紅衛兵見到了毛主席)。有段時間，公園門前排隊候車的小學生比乘客還多。說白了，就是乘車不買票(好玩)。
從那時起，我們假宣傳毛澤Dong思想之名，免費乘遍上海幾條主要公共交通線，有時也走走路，也算串聯大上海。北麵四十六路到汶水路，南麵五十六路到苗圃。延安東路外灘乘五十五路汽車到五角場，在浦東陸家嘴上八十一和八十二路，沿江一南一北。在靜安寺跳上六十二路一直可以乘到普陀區邊邊上，滬上七十一路很有名，它東起延安東路外灘，往西一直到長寧區天山新村(所謂的兩萬戶)，聽說過古北路即是上海縣地界。
那時蘇州河的橋和黃浦江的渡口基本上都留下了我們的足跡。蘇州河外白渡橋到江寧路橋，浦江擺渡從延陸線(延安東路、陸家嘴路)到周家渡(江邊碼頭，十八路電車到底)，飽覽了上海的山山(高樓大廈)水水，大家玩得很盡興，反正停課鬧革命，大家不讀書，時間不要錢。可恨的是，當時郊區長途汽車不讓宣傳隊上車，真是反動透頂。我們也就失去了免費郊遊的機會。
文割初期，我們除了天天外出看遊行，集會，辯論，有時還有小武鬥，我們基本上每天上海一日遊。我記得玩得最多的是老城隍廟、公園和外灘，遊外灘不要錢，但老城隍廟豫園門票太貴，每天一角如何負擔得起。我們就動腦筋，想辦法。
那時大家的精力都放在抓革命上，遊豫園的人不多，九曲橋上也就幾個外地紅衛兵在晃悠。豫園正門有人把守收門票，有點麻煩。我們便轉到邊門(隻出不進)，那看門的整天無所事事經常打瞌睡，我們正好趁機。邊門的圍牆很有特色，幾條長龍靜靜地臥在牆頭上，牆的一頭昂著龍頭，另一頭擺著龍尾。外地紅衛兵說龍是“四舊”，便把龍頭砸爛了，因為他們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圍牆很矮，也就一人多高，加上我們幾個都是好身手，翻牆如履平地，每次都輕易得手，省下一大筆旅遊費。德明便出新花樣，他要堂堂正正地走進去。我們趁看門的一閉眼，便一閃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