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蘇格拉底到弗洛伊德：人類尊嚴的問詰
封麵故事
作者：王星
如同20世紀英國倫理哲學家黑爾（Richard M. Hare）謹慎指出的那樣，當處於現代的我們試圖以現代語彙去理解古希臘的心智時，必須銘記被現代語境直白化的某些詞語在古希臘可能具有更複雜因而也更神聖的意味。在蘇格拉底的詞彙表中，“self”很可能同時包含“ego”（自我）各種後來分解到拉丁語中的主格、屬格、賓格、與格乃至奪格的種種變形，而“esteem”很可能會是一個在蘇格拉底看來過於宏大的詞語：即便不考慮我們是否有能力，也應首先問詰我們試圖評價的對象究竟是什麼。
文藝複興時代的人們以“尊嚴”（Dignity）這一概念籠統了蘇格拉底嫡傳弟子柏拉圖對於人類在天地間地位的猜想，也許我們今天對於“自尊”的認識已經與蘇格拉底的定義有所偏差，但言及相關的“自信”與“自知”，我們仍不得不認同美國學者塔納斯（著有《西方思想史》）對蘇格拉底的讚譽：“他的談話與思考均帶有一種智力與道德上的自信，這種自信雖然紮根在他心靈深處，卻是建立在極為自知的基礎上——正是由於這一事實，他才有能力表達在某種意義上普遍存在的、以神聖的真理本身為基礎的一種真理。”
問詰檢驗和自由意誌
現代人回首古希臘那個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接踵登場的年代，很容易為它罩上一層“黃金時代”的光暈。然而早在蘇格拉底誕生4個世紀前，古希臘詩人赫西俄德已經在感慨：“唉，假如我不是生在現今第五代的話，那該多好啊！因為現在正是黑鐵時代，這些人完全墮落了。”
赫西俄德生活在公元前8世紀，古希臘有史料記載的第一位哲學家泰勒斯出現在公元前6世紀。塔納斯認為，體係龐雜的古希臘神話為古希臘哲學“提供了一個有益的基礎；希臘哲學不僅在最初出現時，而且在柏拉圖哲學發展到頂點時也帶有其神話世係的明顯痕跡。”最早的古希臘哲學被後人稱為“自然哲學”，研究的核心問題是用自然本身來解釋世界的生成。不過，早期古希臘哲學家們在某種程度上堅持源自荷馬的觀念——相信存在一種非個人的命運在各種變化中保持世界的平衡，亦即有一種道德秩序在支配宇宙。
但“荷馬準則”本身也發生過變化。美國比較神話學家坎貝爾（Joseph Campbell）說，甚至在荷馬時期，古希臘人的神話感覺力就已經發生非常重要的變化：“更為泛靈論的、神秘主義的、重視大自然的母權神話已經服從於奧林匹亞的父權神話，而這種父權神話的特征則是：更為客體化的、超驗的、相互連貫的、英雄的、支持自治的。”
“父權”的確是適合形容蘇格拉底所處時代的詞。蘇格拉底出生於公元前469年、歿於公元前399年，前半生正逢大名鼎鼎的伯裏克利主政。在史籍中，伯裏克利被記載為雅典奴隸主民主政體的完善者，同時也是變“提洛同盟”為“雅典海上帝國”的強權者。依照普魯塔克（羅馬道德學家、曆史學家，著有《傳記集》）的記載，屬於“智者派”的達曼教授伯裏克利政治學。“智者”是公元前5～前4世紀古希臘一批收徒取酬的職業教師的統稱，主導學說是：所有的認識都是主觀的，真正的客觀是不可能的；承認個人才智有限將是一種解放，因為隻有這樣，人類才會設法使自己的思想憑借自身的力量成為主宰、為自己而不是為一些虛幻的絕對存在服務。
智者派中最負盛名的是普羅泰戈拉，他的名言是：“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這句話經常被後人簡化為響當當的“人是萬物的尺度”，掩蓋了其中蘊含的道德相對主義的危險。正如塔納斯指出的，盡管智者派促成了古希臘從神話時代到實踐理性時代的過渡，但是對所有價值觀的極端懷疑態度造就出一種沒有是非觀念的機會主義。學生們得到的傳授是：“如何設計出表麵上似乎有理的論點，實際去支持任何主張。”
這種道德崩潰的間接後果卻造就出蘇格拉底的“問詰法”（Elenchos）。在柏拉圖筆下那個“沒有節製和正直，相反到處充斥著港口、船塢、城牆、貢金以及諸如此類的廢物”的雅典，蘇格拉底試圖用另一種方式去探索道德語詞或它們所蘊涵的更為可靠的定義。
蘇格拉底宣稱：“沒有用批判檢驗過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經過全麵而徹底的論證和深思後，蘇格拉底提出自己的基本假設：如果有什麼事物是善的或美的，是因為該事物分有善或美的一種原型本質，人類可以通過哲學來發現和認識這些永恒的共相。“美德即知識”、“看護好你的靈魂”。他認為，隻有在靈魂提升的過程中，人類的尊嚴才不致獨立無助，才能找到某種更為基本的東西，作為自信與確信的堅實後盾。
蘇格拉底時期的古希臘人仍普遍抱有這樣的觀念：高層次道義上的美德隻有對那些出生高貴的、至少出生於相對富裕家庭的人來說才是可能的。在出生於20世紀的希臘哲學家沃拉斯托斯（Gregory Vlastos）看來，蘇格拉底對於人類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在於拒絕了這一看法，認為“無論對手工業者還是有閑貴族而言，靈魂的提升都是一種強製的要求和一種可能性。他重新定義了諸種美德和美德本身，由此使美德不再是某個等級的特征，而成為人類的普遍特性”。在黑格爾看來，蘇格拉底代表了一種更高的主體性原則，但由於當時古希臘人的“自我意識還沒有脫離它的靜止的風俗習慣和它對風俗習慣的固定信賴而回複到自身……即個人對於他的特定存在的局限性感到滿意，並且還沒有理解到他的自由的自我之無限製”，所以蘇格拉底所倡導的新原則被原本無處展開的個人私利利用，最終破壞了希臘的倫理生活。
公元前2世紀時西塞羅曾讚譽：“蘇格拉底第一個把哲學從天上呼喚下來，把它放在城邦、引進家庭，用它省察生活和道德、好與壞。”不過，說這番話時，西塞羅是把蘇格拉底當作“政治哲學之父”來看待的。時至20世紀，邁爾（Heinrich Maier）說：“蘇格拉底為之奉獻一生的所謂哲學不是形而上學、不是倫理學，也不是修辭學。它根本就不是普通意義上的科學，而是追求完美的道德生活。”
雖然相距1000多年，喬萬尼·皮科·德拉·米蘭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同樣生活在一個後人仰視為“黃金時代”的年代。即便單從標題上來說，《論人的尊嚴》（G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已經足夠擔當“文藝複興宣言”的角色。皮科出生於1463年，是意大利北部古老世家米蘭多拉伯爵的幼子，自幼顯露出超人的記憶力，很早便開始學習拉丁語與希臘語。10歲起，他被任命為主教書記官，14歲前往博洛尼亞學習教會法規。母親突然過世後，17歲的他放棄了教會的學習，前往費拉拉大學改學哲學，隨後又在亞裏士多德哲學的意大利大本營、帕多瓦大學隨阿維羅伊派（Averroism）學者研讀希伯來與阿拉伯經籍。畢業後皮科周遊各地，在佛羅倫薩的柏拉圖學園結識費奇諾（Marsilio Ficino），逐漸成為新柏拉圖主義者。他被後世公認為以神秘哲學理論詮釋基督教神學的第一位基督教學者。
《論人的尊嚴》創作於1486年，一開場便氣勢恢弘地宣稱：人是世界舞台上最值得讚歎的，“人是造物之間的中介，既與上界為伴，又君臨下界；因為感覺的敏銳、理性的洞察力及智性之光而成為自然的解釋者。人是不變的永恒與飛逝的時間的中點，是紐帶、是世界的讚歌，或如大衛所言，隻略低於天使”。
皮科與達·芬奇、拉斐爾、米開朗琪羅是同時代人，後三人在藝術上達到的非凡成就容易讓後人產生這樣的錯覺：以人文主義為特征的文藝複興在15世紀後半期已經達到足以衝破上帝中心說的輝煌盛期。但是，此時距離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問世其實還有近半個世紀。說起經院哲學，“針尖上能夠站幾個天使”已經是一個太濫俗的被用來取笑它的笑話，以至於人們經常忘記笑話背後掩蓋的有些慘烈的事實。數學是15世紀上半葉基督教學者們試圖在“分析—懷疑”傳統與“神秘—信仰”傳統間進行調和的寥寥可數的幾件工具之一。德國學者、庫薩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一般被認為是中世紀到文藝複興的過渡性人物，他終其一生在艱難地試圖以自己熟悉的數學語言來描繪上帝：“上帝既是極大又是極小，因為沒有任何事物比他更大，然而他同時沒有任何規模和體積。”
經過一番冗長而小心翼翼的對“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誰更符合基督教教義”的爭論後，直至15世紀60年代，天主教學者們才普遍接受“研究柏拉圖是合適的”。其時佛羅倫薩已經成為“古代經典學術複興之鄉”，掌權的美第奇家族委任宮廷哲學家費奇諾翻譯了柏拉圖的所有著作。費奇諾自己還撰寫了《柏拉圖神學》，對人類靈魂及其淵源和命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要使基督教與新興的人文主義調和，必須將柏拉圖哲學傳統融進神學教義中，故而聖保羅在《哥林多前書》所說的“仁愛”被與《斐德羅篇》中的“厄洛斯”等同起來，上帝則與《理想國》中“至善”的理念對應。
皮科進一步發展了費奇諾的宇宙等級論。然而，在皮科的宇宙等級結構中，人已不再占有一個固定的地位，而自由居於等級體係之外。在皮科詩意的筆下，上帝在依其神秘智慧的法則建立起宇宙家庭之後，希望有某物來揣摩他的偉大工作計劃，因此想到了創造人。可是，上帝已把一切列入高低有序的等級，已經沒有一件原型、一樣遺產乃至世界中的一個席位留給他的新造物。於是上帝決定將擁有不同生物所特有的一切、連帶外加特權的人類暫時放在世界的中心，不確定人類在世界事物等級係列中的地位，以便人類按照自己的願望、判斷取得自己所渴望的位置、形象和功能。
皮科將這種天賦選擇權視為人的尊嚴（Dignity）所在，在後來的哲學語彙中，皮科認為，人類尊享的這種權利逐漸等同於“自由意誌”（free will），雖然皮科僅31年的一生並未享受到這種意誌的自由，反倒幾經排擠，最終死於典型的文藝複興年代佛羅倫薩式的毒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