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地高考：公平訴求與規則設計
社會
作者：魏一平 韓康
權益與鄉愁
北京市教委的信訪接待室，位於北京北四環邊上一間不起眼的鐵皮屋子裏。2012年12月6日，42歲的杜國旺在鐵皮屋子前扯著嗓子宣讀了一封《告不同意見者書》，從視頻中不時能聽到旁邊有人起哄，場麵嘈雜。這隻是非京籍族群與京籍族群針對異地高考問題“對峙”的一個片段。自從去年9月下旬以來，幾乎每個周四，他們就來到這裏唇槍舌劍一番，雙方的論戰一度升級，甚至還驚動了警方。當然，微博上的火藥味更濃。
在正式討論異地高考的前因後果之前，不妨讓我們先來聽一下“對峙”雙方的聲音。
杜國旺大概是最積極爭取異地高考的非京籍家長之一，因為他17歲的兒子小杜現在正在北京讀高三，馬上就要麵臨現實的高考問題。在過去的10年中，杜國旺一直努力想成為一個“真正”的北京人，可一次次機緣巧合，他都錯過了，最終也沒有拿到那一紙戶口。
杜國旺告訴本刊記者，他是內蒙古人，大學畢業後落戶到包頭，2000年被北大方正總公司借調到北京，當時便拿到了工作寄住證，後來改為工作居住證（俗稱“綠卡”）。這是北京專門為高新技術企業人才辦理的一種戶籍證件，按當時的規定，三年後便可以轉為正式戶口。2004年，到了轉戶口的時候，他因為在西安連續出差5個月不能回京而錯過。“當時想反正有得是機會，明年再辦也不遲。”現在說起來他還是一副懊惱。可就在這年底，公司發生人事變故，杜國旺離開了北大方正。他又找了一家高新技術企業，重新辦理了新的工作居住證，如果順利，到2006年他就能拿到北京戶口。可是，到了2006年，為了迎接奧運會北京要控製人口，居住證轉戶口的政策暫停了。
杜國旺告訴本刊記者，幾年的排隊都沒有動靜後，到2010年，已經擔任副總裁的他嚐試以高新技術企業高管的身份再次申請戶口，這次他遇到的問題更讓人哭笑不得。“綠卡”轉戶口以家庭為單位，規定裏明確要求“不能因政策造成夫妻兩地分離”。由於妻子文化程度不高，而且已經在內蒙古辦理了病退，拉低了杜國旺的積分。杜的一位同學，也是高新企業的高管，為了轉戶，這幾年考了高級工程師，讀了研究生，老婆還在北京的政法單位工作，可是從孩子讀六年級一直等到初三，也沒有排到戶口。他的戶口夢看起來就更遙遙無期了。
其實，一紙北京戶口，對杜國旺本人來說意義並不大，但對他的孩子小杜來說卻事關重大。讀初二那年，小杜入選了中學的排球隊，可是每次正式比賽，教練都不讓他上場，就因為沒有北京戶口，即便得了獎也不能為將來的中考加分。考上高中以後，小杜競選當上了班長，在學校被評為優秀學生幹部，可後來向區教委推選的時候卻出現了不同意見，因為他沒有北京戶口，也就無法享受到北京市為區優幹高考加分的待遇，反而還會占用一個名額。
小杜當年跟著父母來北京的時才8歲，讀小學一年級。現在，他最愛吃的是老北京小吃——爆肚，為此同學們還給他起了個“毛肚”的外號，課餘愛跟同學一起K歌看電影打台球。至於戶籍所在地包頭，他隻有在過年的時候回去過幾次，沒有朋友，印象裏隻模糊記得“要跑好遠才有電影院”。現在，戶口成了小杜心頭的“煩心事兒”，因為按照現行的高考政策，小杜必須回內蒙古才能參加高考。班上有個四川來的同學，高一下學期的時候獨自一人回了老家讀高中，暑假回北京時，她告訴小杜，自己的新同學“每天睜開眼就趴在桌子上做題，一直到晚上22點多才罷休”。而這位本來學習成績還不錯的同學，在四川的班級裏卻隻能排倒數。
在本刊記者接觸到的非京籍人士中，大部分都是像杜國旺這樣的有著迫切現實需求的家庭，也有部分家庭的孩子現在還在讀初中。雖然嘴邊經常掛著憲政、公平、權利這樣的宏大詞語，但總的來講，他們的聲音基本都是基於自身的現實訴求。
京籍人士的代表阿慶，現實中是個快人快語的中年婦女。因為前些年親戚高考時研究填報誌願的問題，她開始寫博客，慢慢就成了小有名氣的民間高考專家，天南海北的人有不少都來找到她谘詢高校錄取的問題。
與阿慶討論異地高考問題，談話一開始，她講的卻是現在北京的擁擠。尤其最近幾年她的切身感受更為明顯，以前堵車分時間、分地點，可現在是全城、24小時擁堵。阿慶告訴本刊記者，她自小在國貿一帶長大，現在出門不僅公交車、地鐵上全是外地生麵孔，就連自己住的小區裏，一個單元隻剩下了5戶北京人，經常看到搬家公司的車停在樓下，以前到了夏天坐在樓下大槐樹底下乘涼的情景已經不再。
與京籍族群接觸，這是他們最為一致的感歎——北京已經不堪重負。不同於非京籍族群的構成主要以學生家長為主，京籍族群主要是尚未為人父母的年輕人，他們大多屬於“70後”、“80後”，大多是國安的鐵杆球迷。與前者對現實利益的訴求不同，這部分人之所以反對放開異地高考，更多則是出於一種鄉愁情結和對生活質量下降的不滿。
“國安吧”裏一篇引起大家共鳴的帖子，是一個“80後”北京小夥子寫的，他10歲之前是在金融街旁邊的一個院子裏度過的，那裏有槐樹，有石榴樹，有他的“發小”，是他的童年樂園，可現在再回去，站在一片寫字樓玻璃幕牆下仰望，他感慨家園不再。京籍代表老方要謹慎得多，我們約在他公司附近一家星巴克見麵，談話中他不斷東張西望，生怕被同事發現，“因為他們基本都是外地人”。但在微博上，老方可不是這麼含蓄，他言辭激烈地抨擊著放開異地高考將會給北京帶來的種種弊端，刺激他神經的是報紙上不斷刷新的“造城”紀錄——中關村擬擴大園區，麵積從目前的232平方公裏擴至近500平方公裏，房山、大興的各種產業基地正拔地而起，還有海澱的科技園、昌平的大學城……在老方看來，一個越來越大、越來越精英化的城市，一個隻有摩天大樓而沒有棚戶區的城市，反而會降低市民的幸福指數。
表麵看，眼下的這種族群對立情緒，似乎是一種現實權益與家園情結的衝突，其實質，則是公共政策如何調節人口流動與社會資源分配的問題。隨著最近幾年的改革，在就業、社保、醫療和義務教育等領域，由戶籍製度建立起來的壁壘正在被逐個衝破，人們對公平的渴望也越來越強烈。唯有高考，算得上是北京這樣的資源高地最後的一道柵欄，也因此，它成了矛盾最為集中的一塊硬骨頭。
戶口，不止戶口
讓我們暫時先放下熱火朝天的爭辯，回到異地高考問題本身，為什麼其矛盾如此激烈？難道僅僅一個放開戶籍限製就能解決嗎？
其實，早在2007年前後，就有學者開始關注異地高考問題。改革開放後，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我國從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出現了人口大流動和大遷徙。據粗略統計，1995年是8000萬人，到了2007年達到1.5億人，現在則突破了2億人。教育部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體製改革研究室主任王烽告訴本刊記者，剛開始麵對流動人口，政府的公共服務並沒有隨之轉向，仍然以流出地為主，不鼓勵進城務工人員帶孩子出來上學。後來，社會管理的思維開始逐步從管控轉向服務，2003年，明確了在義務教育階段，隨遷子女就學應該“以流入地為主、以公辦學校為主”（即“兩為主”政策）。現在，這部分跟隨父母來到城市接受義務教育的孩子開始麵臨升學考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