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想一下，你正在擔任陪審員。被告被指控犯了滔天大罪，檢察官有證據表明被告犯罪的證據一清二楚，你應該投票支持宣判被告有罪。你被告知這個罪犯必須投入監獄，因為他是社會的公敵。
而被告律師則極力主張證據並不確鑿。被告有不在場證明——盡管這個不在場證明並不是無懈可擊的。犯罪現場留下的部分指紋與被告的指紋不吻合。此外，他認為警察提供的法醫學證據——如DNA及毛發樣本——有處理不當之處。辯護律師稱這個案件並不像檢察官要你相信的那樣不容置疑。他認為，如果你有合理的懷疑，你應該也必須宣判他無罪。你被告知，若把一個無辜的人投入監獄，你的所作所為不僅對被告極不公平，並且會使真正的罪犯逍遙法外，甚至卷土重來。
在陪審室，你要做的是僅僅通過證據，去判斷檢方的起訴和辯方的反訴。審訊開始時，你的傾向性並不重要。無論你是覺得被告麵相凶惡，還是覺得他於人無害，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證據，以及它是否具有說服力。
盡管司法係統一直致力於避免誤判，但我們明白，在刑事審判中，無辜的人經常因為某些他們並沒有犯下的罪行而被判罪。枯燥的司法陳述中最常見的問題就是：那些最“明顯”的嫌疑人通常是被誤判的。定他們的罪似乎是正確的，但那些可以幫他們開脫的證據往往容易被忽略。複雜的問題被擱置一邊。在定罪之後，更不會有人積極尋求能力證嫌疑人清白的證據。
認為科學和科學家不會犯這種錯誤的想法固然可愛，但這種錯誤總是會發生。這是人類的天性。科學方法本應被用來防止虛假判斷被采信；然而，科學方法往往會讓人誤入歧途，甚至影響到對自然真理及宇宙迷津的推斷。
常識可以是一種有效的判斷指標，但正如伏爾泰在其《哲學辭典》中所指出的那樣，科學告訴我們的知識往往與常識格格不入。例如，太陽並不是圍繞地球轉動，盡管從表麵現象看來確是如此。
將宗教與科學和法律區分開來，是因為單憑信任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應該鼓勵人們去質疑，證據是否真的能證明那些我們被要求相信的“真理”，或者是那些我們從小就相信的“真理”？應該容許我們去質疑，我們所聽到的內容，究竟是全部的證據，還是僅僅是證據中的很小一部分東西？如果我們所相信的無法被證據所證實，那麼，我們就應該改變它，而不是繼續盲目相信。
就減肥這個話題來說，找到可以反駁“我們會發胖，是因為攝入的卡路裏多於消耗的卡路裏——換言之，就是因為我們吃太多了”這一定論的證據太容易了。
在科學研究中，對證據的懷疑是研究發展的基本思維。然而，在營養學和公共健康研究領域中，很多人認為這些評價會造成適得其反的效果，因為它們會破壞權威機構為了推廣他們認定對我們的健康有益的行為（無論正確與否）而做出的努力。
但我們的健康和我們的體重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讓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證據會把我們引向何處。
設想一下，我們正處於陪審團中，正準備判斷“過度飲食，即攝入的卡路裏多於消耗的卡路裏”是否需要為它的“罪行”——導致肥胖和超重——負責。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疾病控製和預防中心（CDC）的研究人員宣布肥胖正在蔓延以來，權威機構就將它歸咎於“多吃少動”的生活習慣，並把這兩個因素與現代社會的相對繁榮聯係起來。
正如紐約大學的營養學家馬裏昂·內斯特爾（Marion Nestle）在2003年《科學》雜誌上所寫的那樣，飲食業和娛樂業鼓吹的“經濟繁榮”引起了肥胖問題的蔓延。“他們把人們的可觀收入轉化成市場上高能量、低營養食物的購買力。汽車工業、電視和互聯網促使人們養成了久坐不動的生活習慣。肥胖對這些行業而言是個利好消息。”
耶魯大學的心理學家凱利·布朗奈爾（Kelly Brownell）提出了“有毒環境”（toxic environment）這個術語來描述同樣的概念。布朗奈爾說，那些生活在拉夫運河和切爾諾貝利核電站這樣有毒環境中的居民（這兩個地區的地下水和土壤等環境遭到嚴重的化工原料和放射性物質毒害）罹患癌症的比例正在增加，其餘的人則生活在鼓勵“多吃少動”的有毒環境中，肥胖就會隨之而來。“以前並不普及的芝士漢堡、炸薯條和隨處可見的超大快餐店，還有軟飲料、糖果、薯片和奶酪卷，現如今正像樹木、草地和雲彩那樣無處不在。”他說，“現在很少有學生步行或騎自行車去上學了，體育課也少得可憐；計算機、電子遊戲和電視使孩子們一直待在室內，很少活動；父母也不願讓孩子出去自由地玩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