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來自台灣
專欄
作者：周黎明
被《洛杉磯時報》稱為“最著名的中國影評人”、“中國的羅傑·伊伯特”
李安再獲奧斯卡最佳導演後的三天，我在國家大劇院欣賞了林懷民的舞劇《九歌》。我接觸雲門舞集要比別人晚，1980-90年代在美國時曾留意到媒體對它巡演美國的報道和讚美，但不曾關注。回國後最初看的是《水月》，那種震撼，難以用語言形容，比最初看到李安的《喜宴》和《飲食男女》更讓人眼睛一亮。我對舞蹈沒什麼研究，但林懷民的作品帶給我的驚喜大大超越了我之前見過的舞劇。我找來他所有作品（凡是有碟片的），每部都堪稱傑作，比咱們的得獎作品要高出好幾個境界。
無獨有偶，我接觸賴聲川話劇也晚於多數文青小資；同樣，看完第一部便驚為天人。《暗戀桃花源》《陪我看電視》《寶島一村》，以及那結構浩繁、敘事宏大的《如夢之夢》，題材如此多樣，風格如此豐富，但水準卻照樣一流。我一向反感“大師”一詞的濫用，尤其是電影和音樂領域，“大師”幾乎成了“師傅”的代名詞。但李安、林懷民、賴聲川三位是我心目中不折不扣的藝術大師。同時我又在想，內地的大師在哪兒呢？內地有高手，有造詣極高的工匠，某些大師如流星閃過，滑向黑暗。或許文學界要比演藝界更純粹，表達空間也較寬敞。過去三十年，演藝界最典型的大師是二人轉大師，能將民間智慧搬進滿台紅燈籠的喜氣大堂。權當作民俗吧，但跟精英文化尚有距離。
上述三位台灣藝術大師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對古老中華文化的吸收與傳承。他們的作品並不販賣表麵的中國元素，不扭秧歌也不掛燈籠，但骨子裏浸淫著傳統的精髓。無論是李安畫麵中的美食，林懷民舞台上的書法，還是賴聲川營造的鄉愁，反映的都是國人特有的情懷與價值。欣賞他們的作品，我每每感歎，他們是中華文化的傳人，而兜售中國符號那是低檔次、小兒科的做法。
近年來內地提倡國學，一夜間冒出一大批品茶讀經的學者和國師。但他們都喜歡把西方文化當作自己的假想敵，用國學來抵禦西方的文化入侵。比較一下，三位台灣大師均學貫中西，對西方的藝術傳統及技法了如指掌。他們從來不把東方與西方對立起來，而是兼容並蓄，視一切優秀的文化傳統為應該吸收的營養，最終創作出極具原創性與個人色彩的當代經典。《飲食男女》和《理智與情感》可互為文本；《水月》的配樂居然是巴赫的大提琴獨奏曲；而把相聲段子變成話劇，本身就是兩種表演形式的結合。他們作品裏，沒有常見的討好西方或唯我獨尊的自卑或自大，不同流派與風格在他們作品裏水乳交融。這不僅是他們藝術觀念的成熟，同時也折射出他們蘊含的文化力量，即大度與包容，很東方，很禪。
同樣，三位台灣大師不像很多人那樣把高雅和低俗對立起來。賴聲川的作品往往亦悲亦喜，大雅大俗又相得益彰；李安很雅致，但從不故弄玄虛；林懷民雖編演現代舞，但能同時進入西方表演殿堂以及台灣的田間鄉野，一場吸引上萬觀眾，並以此為榮。他們很尖端，完全可以用一大堆後現代理論來分析，可是他們的作品從最淺層看不乏娛樂性。如果說，他們三位都曾在美國受高等教育，故奠定了跨越東西方文化的基礎，那麼，跨越雅俗品位則要難得多。《暗戀桃花源》的結構便是個絕妙的比喻，一個大俗的鬧劇跟一個大雅的悲劇爭奪同一空間，形成奇妙的和諧。《少年派》能吸引多層次觀眾，有人當作迪士尼故事，有人解讀出深邃的哲理，或簡或繁都是好故事。林懷民的舞碼可細細解讀，也可以把腦子留在家裏，光憑直覺，已是一台台饗宴。
在內地，以喜劇見長的馮小剛用心做了一部悲劇，便不受待見。曾經很深刻很藝術的影人，轉向商業大片後，便出現強烈的人格分裂。創作者缺乏中和雅俗的能力，受眾也隨時準備槍打出頭鳥，極少能包容創新之舉。如果三位台灣大師最初出現在內地，情況會怎樣？舞劇《白蛇傳》和《紅樓夢》即便能問世，林懷民也得被唾沫淹死；賴聲川的相聲劇大概會引發傳統相聲演員的集體討伐；唯一的例外是李安，他的《飲食男女》在台灣反響平平，但贏得了大批內地觀眾，不過，之前的《喜宴》恐怕難見天日。
大師的煉成有天才因素，環境也不可或缺。這三位有標杆意義，但他們不是唯一，本文未能涉及的台灣大師還有侯孝賢、楊德昌等；而他們也為後來者拓寬了創新之路。除了不言而喻的環境原因，這三位大師的儒雅和堅持，跟急功近利的浮躁與暴躁形成鮮明的反差。內地人才多，但要把小聰明上升到大智慧，不是能一夜修煉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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