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切莫忘記，僅憑知識和技巧，並不能給人類的生活帶來幸福和尊嚴。人類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的宣道士，置於客觀真理的發現者之上。在我看來，釋迦牟尼、摩西和耶穌對人類所做的貢獻，遠遠超過那些聰明才智之士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愛因斯坦談人生》
手機是手雷嗎？
2003年，我為中國移動集團公司市場部擔任品牌和廣告顧問。中國移動市場部分管廣告的趙芳女士找到我，說領導指示她把一個電影劇本轉給我。我打開一看，是作家劉震雲和導演馮小剛寫的一個電影劇本，名字叫《手機》。
當時《手機》劇組來拉廣告，中國移動想讓我拿出一個建議，到底讚助還是不讚助這部電影。他們不太想讚助這部電影，為什麼呢？他們看完這個電影劇本，認為這個劇本的內容對移動通信並不利，如果這個電影放映完過後，許多人就不敢用手機了，整個手機業務會下降。
我個人的建議是：第一，必須讚助這個劇本，因為這個劇本意義很深刻，它展示了先進的移動通信技術在給人類帶來好處的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通過手機拉近的、不堪忍受的交往的近距離壓力。中國移動作為全世界運營商的龍頭企業，如果不從人文關懷的角度來思考研究自己的業務，主動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那生意一定做不大，中國移動應該讚助這種具有人文價值反思的項目。
第二，不但讚助《手機》這部電影，還應該出資成立一個中國移動手機文化研究中心。中國移動的移動通信手機技術研究院，其方向是研究移動通訊的科學技術，是從科技的角度研究手機，但是沒有一個從人文的角度來研究手機的機構，而隻有從人文的角度來觀察，才能看到移動信息技術對人的情感、對生活、對心理、對倫理、對價值觀、對青少年的培養成長、對新型的犯罪、對個人隱私保護、對立法等的影響。這個研究中心應該招聘社會學家、哲學家、犯罪學家、法學家、心理學家、教育家等專家，給他們提供資金、提供數據，讓他們立項，做手機社會學、語言學、法學、倫理學、心理學、教育學、哲學等角度的研究。可惜直到今天，中國移動都沒有接受我的這個建議。
最終，雖然他們沒有接受我的第二個建議，但是他們同意對馮小剛的《手機》劇本進行讚助，條件是修改《手機》劇本裏4處情節，這4處情節的修改主題是我提出來的，就是圍繞手機是否是“手雷”這個問題進行修改。手機是否是“手雷”主要取決於是誰在用手機，用手機來做什麼，中國移動的核心價值觀是“溝通從心開始”，如果你的心壞了，用手機和拿喇叭喊話溝通一樣會產生問題。既然你已經移情別戀、不愛你的老婆了，那給情人寫信，信也是“手雷”，因此手機隻是一個載體，而不是“手雷”本身。手機之所以被很多人當成“手雷”，是因為人心壞了，人心壞了拿喇叭說話都會欺騙，用公用電話也會撒謊。所以，手機是無罪的，就如同菜刀既可以切菜，也可以砍人，菜刀是好是壞，不取決於菜刀本身，而取決於誰拿著這把菜刀，是一個心理變態的壞人，還是健康的好人。悲劇在於因為有人用菜刀殺人，我們就不允許生產，禁止使用菜刀。
手機是希望嗎？
1999年11月24日，從煙台開往大連的客滾船“大舜號”在煙台附近失事，船上304人中282人遇難，隻有22人生還。
這艘船上有一個大連的企業家，船遇到海上的風暴沉了，三百多人就在海上漂浮，海水刺骨的冰冷，這位企業家漂在海上拿著手機跟他的太太通電話，他囑咐老婆如何照顧好父母和孩子，誰欠了他的錢，他欠了誰的錢，將來企業如何安排，然後對他這一生做的錯事進行懺悔，電話兩頭的人都哭成一團，最後他太太聽到他的聲音越來越微弱，直到無聲無息。這是一個悲劇性的故事，卻是真實的故事。
對每個人而言，將來在你臨死之前，也許手機可能是你唯一能夠懺悔或者安排你死後之事的東西。這件事被我策劃進了電影《命運呼叫轉移》。在電影裏麵，改成了企業家是因為汽車事故翻到懸崖底下，懺悔之時因為手機定位而獲救，讓故事有一個光明的希望，因為手機在生命最後一刻不僅僅能傳遞懺悔，也能根據信號的定位帶給人生存的希望。
案例
2008年汶川地震中，救援人員發現她的時候，她已經死了，是被垮塌下來的房子壓的，透過那一堆廢墟的間隙可以看到她死亡的姿勢，雙膝跪著，整個上身向前匍匐著，雙手扶著地支撐著身體，人們小心地把擋著她的廢墟清理開，在她的身體下麵躺著她的孩子，大概有三四個月大，因為母親身體庇護著，他毫發未傷安靜地睡著。被子裏有一部手機，手機屏幕上是一條已經寫好的短信“親愛的寶貝，如果你能活著，一定要記住我愛你”。
2003年sars流行，一位母親與兒子都得了非典，在北京小湯山不同的地方隔離，母親病得很嚴重，兒子更嚴重，母親為了讓上大學的兒子活下去，每天用自己的手機給兒子的手機發各種鼓勵的話，鼓勵她兒子。最後兒子終於活下來了，因為每天收到母親的手機短信的鼓勵讓他一直堅強地活著，當他痊愈時才知道，他的母親已經去世了，是一個小湯山醫院的護士接過了他母親的手機，以他母親的口吻，每天給他發希望的短信，支撐著這個孩子活下去。